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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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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总督再次去伦敦同殖民大臣进行磋商。同时《泰晤土报》驻尼科西亚的记者驳斥了某些发向国外的报道，认为是严重地过甚其词。这些报道说塞浦路斯处于无政府状态，结果是保内乱险的保险率竟上涨了五倍。工党政，府大力争取塞浦路斯人的合作，以推行一项渐进地给予塞浦路斯自治、但不允许它脱离英帝国的纲领；与此同时，在塞浦路斯集会和游行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的种种法律，是没有严格执行过的。但是这些法律白纸黑字保留在法典里面。现在根据温斯特勋爵的请求，伦敦英国政府同意又回到比较严格地执行这些法律的路上了。
11月10日，法马古斯塔的劳动人民进步党市长阿达曼托斯被罚款一百英镑，因为只授权他讲有关建筑工人罢工的问题，他却发表了一篇政治演说。另一工人领袖则由于未经批准即架设扩音器转播该市长的这篇闯祸的演说而被罚款五十英镑。
11月26日，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被监禁三个月，而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三十一个成员也分别被判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徒刑，罪名是为了要求举行普选，参加了利马索尔的未经批准的游行。共产党人抱怨说，由于要重新强调政府的威信，结果有一百二十六人被判短期监禁，还有几百个人被处罚款。据报道说，共产党的坚强核心的人数想来不超过三千至五千人，而政府的这一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是使这个核心的许多偶然追随者——估计有四万左右——灰心丧气。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总书记菲菲斯·伊奥安努和工会领袖齐阿尔蒂德斯据说在冬季曾到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去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领袖们进行过会晤。三年一次的市政选举规定应在1949年5月份举行。3月初，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一份声明宣称：党的领导成员犯了严重的错误；“自我批评揭露，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分子构成的，而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领导中不应占有地位”。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相应地辞了职，以便于更换领导，于是伊奥安努的总书记一职，便由E·巴巴约安努所替代。后者于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积极地参与了塞浦路斯的事务。这些更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重新制订党的路线，即从要求“自治”已因向英国政府谋求宪法让步不成而告失败退到要求“意诺西斯”，从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和右翼进行竞争。
3月21日，一个区法庭又判决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报纸《新民主报》的编辑米诺斯·佩迪奥斯以三个月的监禁和罚款五十英镑，罪名是门谎称政府阴谋伪造选举名册。
29日，塞浦路斯政府的《公报》刊登了对刑法的一条修正条文，规定文字或文件的出版，如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其最高刑期从监禁六个月提高到五年。接着，监修利马索尔选举名册的法官于4月12日下令把市长塞尔瓦斯和一名市政参事的名字从选民名册中吊销，理由是他们最近在尼科西亚的监狱中服刑，这就使他们在利马索尔的居住期中断了。”
从1949年5月8日至29日，连续四个星期日，不同城市的市政机关分别举行了选举。第一天，在农村地区的最大城市一—莫尔富，劳动人民进步党赢得了八席中的七席，但是15日再选举时，优势已转向右翼候选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2日一些大城市并始选举侧候：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微弱的多数继续控制了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和拉尔纳卡等港口，但是民族党人却夺回了首都尼科西亚。这一切都是在两个敌对派系“每隔几分钟”就大打出手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有一个人被打死，好几个人受伤，还有一百七十人被捕。最后的结果表明，民族党人掌握了十五个市政机关中的十一个，总共获得了百分之六十的选票。
报纸上记载了在拉尔纳卡发生的一件事。左翼市长拒不出借市政机关的洒水车去冲洗右翼所占有的运动场。于是尼科西亚的右翼市政府便出借自己的洒水车，这辆洒水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拉尔纳卡，冲洗了它的运动场，然后又在一大群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下驶过拉尔纳卡的街道，沿途把街道大事冲洗。
在大山般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冲突里，却只冒出了市政府这样一只小老鼠。塞浦路斯人的政治上的激荡的洪流，又重新无声无息地流回到诸如城市地下排水道和农村供水池这样的渠道里去了。除了地方政府以外，这股洪流没有什么更宽广些的出路了。塞浦路斯仍旧没有选出一个代议制的议会，没有选出一个立法会议，来处理更加关系重大的事务。
政府在发展农业、保护森林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基本上根除了过去曾严重影响岛上居民寿命的疟疾）等的各个领域内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府领域里，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居民集团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谅解却一点也没有改进。如果希腊集团中确有一部分人是欢迎妥协的话，那未这部分人也缺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意志。民族党人仍象过去一样，坚持他们的意诺西斯要求，毫不妥协。劳动人民进步党也没有能好好地利用英国的宪法建议来为自己取得政权打开道路。他们有必要喊得比民族党人还要响亮，所以要求立即实行完全的自治。然而这样一来，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就超出了英国工党政府愿意对塞浦路斯所作的让步的范围，尽管长期以来英国工党都是支持在英国各殖民地内建立自治政府的。当然，原因并不是由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真正认为塞浦路斯人要比例如缅甸人（更不用说苏丹人或利比亚人了）在政治上更不成熟。他们拒绝把已经给予缅甸人的东西给予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塞浦路斯人也取得自治领地位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他们就也会象缅甸人一样利用这种权利脱离英帝国，而当时出于战略上的原因，英国的两个政党都决心要把塞浦路斯留在英帝国的范围之内。
到了1948年，由于埃及和伊拉克都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不愿同英国在冷战中实行共同的区域联防，再加上英国政权又在巴勒斯坦垮了台，结果就使塞浦路斯重新获得了曾在1878年吸引过迪斯累里、但后来却在1882年被英国占领的埃及取而代之的那种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1948年下半年，塞浦路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猛烈地抨击了英美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设施的协议。这表明共产党人这方面很懂得：在英国反对他们的政治要求的背后，也是隐藏有战略动机的。伦敦的英国工党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之间，就同一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或者至少是在处理问题的时间表上的分歧），看来就是温斯特勋爵辞职和选择一位文官作他后继人的原因之一。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暴力行动，同过去一样，竟挫败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反而促使塞浦路斯的教会和中产阶级的民族党人都起来组织了自己的支持者的队伍，并在1949年5月的市政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人。
第五章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1945—1948 年
第一节 委任统治国和犹太抵抗运动，1945年8月至10月
三十年来日益增长的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1948年战争的爆发，这部分地是由于在这段时期内支配着巴勒斯坦的外交文件措词含糊不清。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允许“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而不使“现存的非犹太人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一个律师可能会辩护，这两种条款不是彼此不相容的。但是，这种法律观点，在心理学的必然性面前总是脱离实际的，因为这个公式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心灵中，会唤起种种的确是不能调和的期望。这种委任统治是属于“甲”级的，适用于已经“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社团”，“而它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存在”是能够“得到条款上的承认的”；再考虑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构成当时巴勒斯坦人口的压倒多数，他们自然会把委任统治当作是承认他们有权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阿拉伯民族——象前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阿拉伯人终于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成为完全自治一样——尽管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又包含这么个条款：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同时，这也并不奇怪——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遵守委任统治的规定，保证非犹太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权利——他们竟然会把“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这是他们曾经在1917年提过的要求，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同意。
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进一步扩张犹太人民族之家这一问题，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基地的安全，防止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同仇敌汽的行动，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中对基地进行破坏（那就会对整个战争部署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个目的，白皮书已经多半完成了。但是在限制未来五年内犹太人移民总数为七万五千名这一点上，就使不知其数的犹太人不能进入巴勒斯坦，否则的话，这些人可能已从欧洲逃出来了，可是这样一限制，也就把他们划入四百万到六百万的希特勒的犹太牺牲品中间去了。因此，到欧洲战争末期，由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白皮书本来就忍受不了；如今再加上但愿为欧洲大陆幸存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家园，而由此愿望又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和更为迫切的考虑，这就对白皮书越发感到忍无可忍了。
由于他们最近同集中营里或大半是同刚从纳粹魔掌下解放出来的那些欧洲地区的犹太幸存者建立了联系，这种极端迫切的感觉就更加加重了。因为总数估计为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名的犹太幸存者，绝大多数似乎感到在他们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的国家里没有前途；而且（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准备在新的情况下，否定1905年所做的关系重大的决定，当时他们拒绝了太不列颠提出的，在东非为犹太人提供一个民族之家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海外避难所现在主动提供任何值得考虑的容身之地。欧洲犹太人的最大潜在避难所是美国，1945年12月22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告一项迅速接纳来自欧洲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进入美国的政策，并且对有关政府机关发布一个相应的训令，立即设立一个部间委员会去实施这项政策。这一工作的执行，当然要遵照现存的美国移民法规办事。
一年以后，在1946年12月19日，总统宣告，到10月21日为止，只有四千七百六十六人在这些行政安排下被接纳入境。此后，就准备好一个现行法规修正案；而由此产生的难民条例，则规定二十万零两千名难民在两年之内进入美国，不考虑移民的分配限额，但是这个条例直到1948年8月才成为法律，也就是说，一直到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和以色列国家成立一个月以后才成为法律。这些措施并不是全部地为着犹太难民的利益的，在美国，任何大量地在犹太社团增加人数，似乎连犹太社团本身也不赞同；因为犹太人总数业已达到五百万以上，而且犹太人集中在美国那些大城市里也早已引起了程度严重的反犹太主义，而犹太社团则极力希望不要去使它激化。除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迫使大规模的移民立即进入巴勒斯坦以外，还有一种顾虑是时间可能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
正象韦茨曼于1945年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讲到的那样，“中东正在造成许多新的事实，据推测这些事实不利于这个问题。”而其中主要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一个松松垮垮的邦联于，1945年3月宣告成立，这个邦联在其宪章中立誓要抵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种种政治目标，这使它的英国倡议者很有点为难。这些政治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灭绝政策的压力下，已经找到了极端的表现，而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的机构，已经势不可挡地采取了1942年初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他们当初曾经要求在委任统治下把整个巴勒斯坦领土建成一个犹太国，作为保证在移民和购买土地这些大事上有完全自由的唯一手段；但由于英国在中东有着重大的利益，它需要去研究阿拉伯的各项要求，如同它需要去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主张的各项要求一样，所以，犹太人在委任统治下并不曾得到移民和购地的自由。
早在1945年5月22日，就在欧洲脸利日过去了仅仅两周以后，犹太代办处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后来塞缪尔勋爵在上院把这些要求描绘成“一种造成惨重损失的政治错误”，这些要求包括政府接受极端的比尔特莫尔计划：
（一）应即决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并将决
（二）授予犹太代办处一切必需的权力，以便使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有可能来到巴勒斯坦落户，并全面而迅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特别是土地和动力资源：
（三）给予国际贷款和其他帮助，以便第一批一百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虽然丘吉尔作了答复：巴勒斯坦问题一定要等待大国在和平会议上加以研究，尽管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报纸采取慎重态度，但工党在英国普选中获得的大胜，还是在该地区的犹太社团中间放出了“一个无限乐观的信号”，诚然，长期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工党的一些决议。已经一贯地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而在1944年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表示的要求（他们只要求在巴勒斯坦有放手处理的权力）。
在选举结果公布一星期后，即8月1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伦敦召开，韦茨曼博士表示了这种信念，认为从贝尔福宣言以来，他已采用与英国政府合作的办法，试图驾御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而这种办法随着工党的执政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特别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反对派依然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老朋友丘吉尔领导的。另一方面，犹大代办处的执行主席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孚有众望的领袖戴维·本一古里安，对他的听众的过度乐观发出了警告；决定性的考验将是新政府贯彻白皮书的行动，所以他号召“对白皮书政策的施行，不管采取现在的形式还是采取修改过的式样，都要作消极和积极的抵不着象现在那样的种种限制”，以便成立一个“幸福、自由和繁荣的巴勒斯坦犹太国”。然而，这些括应该同摘自多尔顿演说（修正稿校样）的下列一段加重点号的话连起来读：“这不是一件应该认为要由英国政府单独负责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获得一个意见一致的居留地，如果这个居留地经过年复一年的变化坚持下来而不动摇的话，它必定要得到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的拥护和支持”，等等。
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领导人摩西。谢尔托克（后甸沙雷特承认，现在没有希望在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基础上同拉伯人达成定，而犹太代办处却在尽力辩论：同巴勒斯坦问题密切有关的主要是各大国、全世界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世界的其余部分，除了联合国成员国的身分以外，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地位的。这样，就在大战刚结束的日子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得到他们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前辈政治家的任何警告，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激烈要求。一年之后，丘吉尔在下院说：如果他在普选中恢复执政的话，他打算，“就在战后初期的讨论中，把下列问题向我们的美国朋友提出，要么他们应该参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以同等的条件平均分担义务，来帮助我们，要么我们应该辞去我们委任统治的任务”；凡是“超过委任统治国所同意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全部重量”，都是对英国的一种“不公平的负担”，而对我们帝国说来是“休戚相关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却在诚惶诚恐，并且同我们疏远起来，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却以完全不相干的自由态度，坐在界线外批评着我们的缺点”。
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随着普选的结果而发生的政府变动以后的）新首相艾德礼同杜鲁门总统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希望完成一个公共舆论是全部赞成“把孩子们送回家里去，”而反对承担政客们（后者定要坚持1939年白皮书的信件；他们威胁说，如果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用暴力手段）双方散布的激烈宣传，英国工党政府就设立了一个内阁附属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却搞得左右为难，因为工党当初在承担执政责任以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许诺的义务，同门负责中东事务的常设官员们在当前提出的劝告之间，显然存在着鸿沟。由于战争的结果，英国物资力量的衰落，增加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地区维护睦邻夫系的重要性，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波斯湾口的这个三千英里宽的国家集团，其中部的三分之——包括从埃及到伊拉克——大多数穆斯林阿拉伯人，对于在巴勤斯坦问题上具有政治意义的主张，从来总是敏感的。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本一古里安曾经在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说过，同1939年白皮书有关的行动，将是对新政府一场决定性的考验；这个文件强行规定的七万五千名移民限额，现在只有千把人到达巴勒斯坦。在工党政府执政的头十天内，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由本一吉里安领导）再次对新任殖民大臣（乔治，以后更名为第一代霍尔子爵）提出了曾于六月中旬向丘吉尔政府提过的那个要求；立即发放十万张移民许可证书，以满足对集中营内发现的犹太人幸存者作好安排的紧迫需要，并立即宣布巴勒斯坦应成为一个犹太国。工党成员理查德·克梦斯曼，对巴勒斯坦问题深感兴趣，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边表示同情，他后来评论说，这是一次“灾难性的会见”。殖民部于8月25日答复，提出了一个看来是主要想给政府争取喘息时间的建议：白皮书限额中留着来用的约莫两千张许可证，应该首先予以分配。或许殖民部希望谋求阿拉伯人同意继续移民，每月移入一千五百人——即按照1937年皇家委员会提议的限额增加百分之五十，万一它初步建议的分治不被接受的话。而犹太代办处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适当，就简单化地予以拒绝了。同时，杜鲁门总统已受到了强大和一致的压力，要他去支持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提出的种种过分的要求。美国四十八州中，有三十八个州的州长，最近支持了一个请愿书，要求杜鲁门采取步骤为犹太人的大量移民和殖民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并“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为了确定犹太民族独立，把巴勒斯坦改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8月31日，杜鲁门对艾德礼传递了他提名参加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的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建议，即对德国犹太难民应同意发放十万张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许可证，还评论说。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看来在于迅速撤走“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把他们遭到巴勒斯坦去。如要收到实效，此举就不应拖延”。据悉英国首相于9月对此回答说，移民政策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任何根本改变将取决于美国，它要准备为维护巴勒斯坦的安全分担义务。这个条件曾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总统建议过，但为总统所拒绝。
“抵抗”、“战斗”、“进攻”和“斗争”是8月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所用的关键字眼：而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利益很不相同，所显示的融响也很不相同，它们就这样神经质地触动着两个单独的然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即：
欧洲犹太人没有家园的问题，巴勒斯坦在其中东环境中的前途问题。而犹太代办处工作人员中有一批急躁的“行动主义者”，为了迫使英国政府从犹豫不决的一手转向坚决行动，同背禽犹太代办处当局的那些极端派组织的“持不同政见分子”，已开始在搞阴谋策划。犹太代办处在不到上年前曾强烈地斥责极端派的暗杀活动，而后者最近一直在实施他们的威胁：“英国的欧洲胜利日就是我们的进攻日”。
8月，三十七岁的摩西·斯奈博士（近在194O年他才从波兰到达巴勒斯坦，并立即在犹太复国主义党中取得一个领导地位）已被增选为犹太代办处负责人）成为那个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活动淮军事组织——“哈加纳”的司令，有人认为“哈加纳”约有六万名主要是为了自卫其居留地而装备和训练起来的成员。早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斯奈就说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发明新的方法去抵抗自皮书的全部政策。他们不得不只当这个文件并不存在那样去行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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