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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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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9月3日星期日清早，德国政府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在上午5时哈利法克斯打电报给亨德森，指示他去要求在上午9时会见里宾特洛甫，以便把一份时限为二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他；如不能见到他，就会见另一位德国政府的代表。（他还说，法国大使将另外单独行动——但是这一点不必对别人讲。）奥吉尔维…福布斯在上午8时把这消息告诉了达勒鲁斯，达勒鲁斯又作了最后一次进行调停的尝试。他在上午10时15分先打长途电话给英国外交部，强调只要英国政府“用最赞同的看法”来考虑德国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他知道这最后通牒已在发送的途中），世界和平就还有一个良好的机会。这信息被记录了下来，达勒鲁斯并得知，它将送交给高一级的当局。据达勒鲁斯自己的记述，他然后极力主张戈林亲自飞往伦敦，设法消除里宾特洛甫造成的损害。戈林同意了，希特勒也批准了。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英国外交部。但是在这里，计划失败了。从伦敦传来了哈利法克斯的不妥协的回音：对这样的一项建议不能加以考虑。已经向德国政府提了一个明确的问题，“它总应该也给一个明确的回答”。英国政府不能再等待与戈林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在柏林，英国大使未能见到里宾特洛甫，但是见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官方译员施密特。他奉命代表外交部长接见亨德森，在上午9时正收下了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
这最后通牒指出，德国政府接到英国的警告已超过二十四小时，但是迄今没有答复，而对波兰的进攻则仍在“继续并加强”。除非陛下政府在当天上午11时（英国夏令时间）以前收到满意的答复，保证德国政府已停止一切侵略波兰的行动，并准备立即从波兰领土撤出其军队，否则从该时起两国即处于交战状态。
在11时以前并没有答复送到。于是在9月3日星期日上午11时15分英国首相向全国广播宣布，英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在同一时间，哈利法克斯以书面通知德国临时代办：他们两国现在已进入交战状态。同一天中午下院开会，首相向下院叙述了当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并宣读了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全文。与德国政府的最后一次接触是里宾特洛甫在上午11时20分召见英国大使亨德森，交给他一份很长的文件。文件的开头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德国人民拒绝收下或接受，更不用说履行，英国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性质的要求。”再一次把导致战争发生的全部责任推在英国政府身上。文件最后宣称，德国政府拒绝“召回它为保卫德意志帝国而集合起来的军队”。
这样，英德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最后断绝了。
第二章 巴黎
面对着德苏公约这个既成事实，法国政府并不象英国政府那样，它没有完全放弃也许还可以同莫斯科达成某种协议的希望。它觉得，如果俄国对法国和英国可以“如此的靠不住”，那末它也可能以后证明对德国是同样地靠不住。据说博内“正在竭力对法国报刊做工作”。在8月22日的一次部长会议上，奥古斯特·达拉第提议，即使现在为时已晚，但仍应在华沙采取一个恐吓性的外交行动，迫使波兰给予俄国以军队过境的权利，从而消除同莫斯科达成协议的障碍。尽管有人反对，然而会议还是同意了，并按照这方针去努力进行，但结果毫无用处。24日，在阿尔贝·勒布伦主持下的一次法国部长会议上，所有的内阁成员一致同意仍应向波兰政府提出“忠告”。但是如果波兰拒绝接受这些要它有所节制的劝告，并把但泽归并德国看成是一个正当的宣战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波兰又应承担何种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会议最后决定，法国应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波兰参加一场战争；但如果德国发动进攻，法国就应给波兰以援助；但如果波兰觉得自己是侵略的受害者而主动进攻，则内阁应再开会商议，并且，照达拉第的说法，“各人自负其责”。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大家还同意了达拉第的观点，即他们不应对同莫斯科的和解抱完全绝望的态度，而且，的确，也决不能让法苏关系破裂。他们还觉得，虽然俄国人显然同德国秘密谈判已经有好几个月，但是莫斯科对旷日持久的同英法的会谈感到不耐烦，可能也是有几分理由的。然而，在这一点上，一种和解的态度现在也毫无用处了，因为就在第二天，8月25日，苏联政府决定自行其是，中断了这一毫无结果的谈判。
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共产党，和他们的英国同志们一样，在8月2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赞德苏公约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接着法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刊登在8月25日的《人道报》和《今日晚报》上。它赞扬了俄国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把公约吹捧成是一项使所有和平爱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的条约，还把德国态度的转变归功于苏联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强大。这篇文章使得两家报纸立即遭到封闭。在以后的几天中，巴黎和外省的其他共产党报纸也都被禁止发行；并发生了反共示威事件。莱翁·勃鲁姆25日在巴黎和英国大使谈话时发表意见说，官方反对共产党的行动大概是错误的，公约本身就可以成为对共产党的致命打击。
法国部长会议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得罪苏联的倾向，在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8月25日的会议上，却远没有得到反映。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商讨德苏协定的签订这件大事。一位社会党议员谴责它是一次“国际上的重大背叛”。在会上同四名出席会议的共产党成员（他们一共是五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一位社会党议员狠狠地把他们称作“敌党”。在此之后，除共产党人反对外，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动议，谴责莫斯科协定违反了苏联对法国的约定，并谴责它所使用的诡秘方法。动议最后说，这项所谓互不侵犯公约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战争恐惧；然而它决不可能削弱法国信守诺言和抵抗侵略的决心。
法国政府急于想使同苏联的关系不致破裂，并害怕波兰不妥协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在这种思想的背后则是它对法国军事上的脆弱的担心。不过在这件事上它却受到了三军首脑们的奇怪的对付。这些军队长官对国家的无准备状态是了解得最清楚的，可是他们在这危急的最后关头却拿灾难性地引向歧途的意见来提供给他们的政界同僚们。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多年来，在鼓吹改革，特别是鼓吹机械化的戴高乐、米特尔奥塞和埃兰等现代派同按照传统的，甚至顽固地依赖过时的战术、编制和工事的高级军官之间，一直存在着意见冲突。在8月23日下午6时举行的国防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老一派的那种过分乐观情绪是很明显的。这次会议是达拉第应博内的要求在当天下午临时召集的。23日清晨，博内在收到纳吉阿尔关于莫斯科所发生的事的报告后，立即去见达拉第，并提出两个紧急的要求：第一，政府应立即扩大，让其他政党的代表也参加进来；其次，立即召集国防委员会，以便博内能把外交形势方面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向三军首脑们讲明，因为也只有他们才能权衡为波兰而战争的得失。出席会议的有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达拉第、博内、康潘希（海军）和拉尚布雷（空军），但芒代尔（殖民部）未出席，据雷诺说是有意不请他参加的。还有就是三军的首脑们：总司令甘末林、维那曼将军、达尔朗海军上将，以及奥贝、科尔松、德康和泰杜诸将军和军需总监雅科梅。一共是十二人。
关于这次会议，有着一份记录，被称作会谈纪要，但据甘末林说，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误解。它是由德康将军（达拉第的私人军事秘书）根据会议中笔记下来的东西编写出来的。这份文件（名为《1939年8月23日会议会谈纪要》）从未交给出席会议的人去修改或提意见，而是被放在达拉第的办公室里，直到1941年7月，在里翁审判前所作的调查中才被拿出来当作证据，在那次对法国崩溃的事后调查中，它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
这份会谈纪要，据甘末林和拉尚布雷的意见（根据他们在里翁审判中的证词，这不是其他出席会议者的看法），已被节略和简化得走了样子。它在两个要害问题上给人以一种很奇怪的有利的印象（虽然比较模糊）：第一，法国武装力量的准备状况；第二，波兰能进行抵抗的时间有多久，在这期间德国不可能再攻打法国。甘末林和达尔朗据说都把陆军和海军说成是“已准备就绪”！而达拉第问的是（据甘末林后来的辩解），他们的各项措施是否已就绪。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知道，询问者指的是关于动员和军队集结的措施；他们的回答同战争物资毫无关系，战争物资那显然是没有作好准备的。至于第二个问题，记录中有甘末林的一段话，说只要波兰进行“一场体面的抵抗”，就可以防止德军大部队在1940年春季以前转过来进攻法国。甘末林后来声称，他的回答事实上并不象会谈纪要中所记载的那样直截了当和没有条件的。他想要说的是（然而他肯定并没有说出来），德国人不是不可能掉过头来进攻法国，而是在它掉过头来以后仍不可能在来年春季前发动一次全面的攻势，到了那时法国人将得到英国人的并肩作战，还可以掌握到一批美国运来的战争物资，然而那时西方国家也只是刚准备好能打一场防御战而已（至于进攻性的行动，他一直认为在1941年或1942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除了甘末林本人在这次会议上应负的责任外，拉尚布雷关于空军力量的报告和达拉第关于边界防务的报告也都是相当乐观的。这位空军部长说，虽然轰炸机在1940年年初以前还不可能有足够的架数，战斗机生产的状况还是令人满意的。同样，他的回答也许并不象会谈纪要中记录的那样直截了当，不过，他的话确实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尽管德国的空军远比法国强大，但是法国空军的状况已不必再象1938年时那样成为限制政府的决定的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条件了。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博内就在会上提出警告说，希特勒可不是在吹牛。他并且问大家：法国为了保卫波兰而贸然打仗是否明智（波兰现在已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是否法国应竭力促使华沙同意让步，而它自己则暂时不要动手，利用这一暂息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军备力量，这样做是不是更好。他提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与会者们的支持；而军事专家们随后提供的证词（据他后来说），当作出法国除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决定时，甚至对他本人也产生了说服力，正如它毫无疑问对所有与会者都产生了说服力一样。
尽管召开了这么一次奇怪的、自欺欺人的会议，法国的领导人，特别是博内，仍然不肯错过机会，试图阻止波兰的紧张局势恶化到最后同德国闹翻的地步。在接到来自柏林的消息告知但泽自由市议会即将宣布但泽重返德国怀抱后，博内于8月24日中午过后不久立即通知法国驻伦敦的代办说，政府正在准备对波兰政府提出一项最紧急的新要求，即如果此事果然发生，波兰政府也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事实上，重要的是，波兰不要采取一种好斗者的立场。”博内于是就向在华沙的诺埃尔发了一个这样内容的紧急指示（不过，显然是直到当天下午6时40分才发出）。诺埃尔应该去告诉贝克说，“由于苏德公约而造成的新情况”，使得这个忠告加倍地必要。
贝克同意，如果是和平地吞并但泽的话，波兰在确实遭到德国的直接或间接侵略以前，将暂不采取军事行动。根据同一理由，法国大使还强烈要求驻在边境上的波兰军队，在面对德国人想要挑起波兰方面的“轻率行动”的情况下，必须最严格地自行克制。斯米格莱…雷兹元帅也赞同这一政策，因为他已看穿德国为波兰设下的这个圈套，当然要拒绝入彀。几天以后，即8月30日，当边境事件每小时都在增加的时候，博内甚至要法国驻柏林和华沙的大使考虑是否有可能向德、波政府建议，把双方各自的军队从德波边界两侧各后撤几英里。博内在前一天，即29日，还曾要求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德·勒凯里卡去询问他的政府，能不能去劝说希特勒同意十天的休战，让德波谈判再进行下去。这也更加表明了博内一心想要保持和平的那种心情。
这种一步也不放松地对波兰施加外交压力，令人不愉快地回想起上一年对待捷克人的情景。尽管如此，巴黎这时也下了决心要抵抗德国的侵略。在部长会议上争论的问题（至少在大多数成员中是如此）一直是，如德国进攻波兰，法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应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有无绝对的必要去加以援助。达拉第先是在8月25日傍晚对法国全国的广播演说中，接着又在以后的两天内在同希特勒来往的信件中，把这种基本义务说清楚了的。
达拉第在他的广播演说中告诉听众们说，他本人也痛恨战争，他决心要保持和平，除非是必须以牺牲荣誉作为代价。但泽的问题，要作为开战的一个理由可能看来是很勉强的，然而在被德国吞并的威胁后面，还有着远为严重的对波兰的自由和生存的威胁，在此之后更有着对整个欧洲的威胁。“我们希望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希望和平，然而我们不能听任自己屈从于暴力的命令和强权的统治。”
8月25日午后5时30分，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勒被召前往帝国总理府，从此时起也就开始了达拉第和希特勒之间的信件来往。（这事发生在英国大使被召前往听取希特勒向英国提出的“建议”后的几个小时，也是希特勒想诱使西方大国不去为波兰打仗的最后外交努力中的第二步棋。）希特勒要法国大使把一份声明交给达拉第，声明的大意是说，他对法国并无敌意，他本人曾宣布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一切要求，而且他也承认法德边界。他不想为了波兰的缘故而同法国打仗——他感到这种想法“是很令人苦恼的”；不过，波兰的挑衅已使局势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现在就要用武力来回敬；虽然他不会去打法国，但如果它支持波兰，那他就要打它。警告被故意地当作耳边风。库隆德勒让希特勒无可怀疑地知道，法国将为波兰而战。不过，他也向希特勒保证说，法国政府将首先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并将继续警告波兰政府必须避免挑衅行动。
对这封信达拉第在8月26日写了复信。他向希特勒保证说，法国对德国除和平外别无其它意图，但也警告他说，法国同样也有坚定的决心来履行它对盟国波兰所作的保证。德国和波兰之间并没有不能用和解的办法来解决的争端。达拉第写道：“您对和平所抱的愿望，可以满怀信心地朝此方向实行，而丝毫也不会损害您的德国荣誉感。”至于达拉第自己，则将以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尽的最大努力来保卫和平。
8月27日，库隆德勒自柏林报告说，达拉第的和解建议已告失败。他已见过总理，但是希特勒在读了达拉第的信后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波兰已开始它的抵抗行动，由于它得到了英国的保证，所以一切道理都已听不进去。如果波兰真的同意谈判，那也无疑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动员而已。
同一天，即27日，希特勒还写成书面的答复。他再次强调了他承认目前法德边界的划分（解释他的这种态度是因为他极不愿意在法德之间挑起任何冲突），但又详细叙述了许多其他的凡尔赛条约强加于德国的不公正的决定，特别是在东方。他又罗列了他在同英国政府交往中曾使用过的那些论据，但是第一次要求把走廊归还给德国，而不是只要求通过该地的权利。由于波兰的完全不讲道理，又得到了英国的鼓励（希特勒最后说），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局面，现在这种局面必须结束了，即使它会导致法德间发生一场新战争的悲剧性后果也在所不惜。
除了达拉第和德国总理间的这种信件来往外，英法两国政府还共同在外交上做了一件奇怪的、但后来并没成功的事，这件事也应当提一下。那就是建议交换居民以作为一种可能解决德波少数民族问题的办法。这种想法最初是在亨德森同希特勒8月25日的谈话中产生出来的。德国总理谈到了德国东部边境上的“马其顿状况”，说他决心要结束这种状况。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当英国大使把他同希特勒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波兰大使时，就建议利普斯基去请示华沙，是否可以向里宾特洛甫建议，“按照在南蒂罗尔的相同的、但更加简易的方式”来交换居民，以作为结束这些少数民族争端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次日，亨德森把这一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库隆德勒，后者同意他的英国同事的意见，认为这种想法颇有价值，值得一试，希望从这里找到一个恢复波德谈判的基础。
8月26日凌晨1时，在库隆德勒来电的极力要求下，博内指示法国驻华沙大使以大力支持这个倡议。当天早晨，通过阿尔齐泽斯基，这件事也就引起了贝克的注意。诺埃尔还曾向阿尔齐泽斯基强调指出，这个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南蒂罗尔正被作为一个先例，所以可能争取到意大利的支持。26日傍晚，贝克向诺埃尔传话说，波兰政府对法国的建议很感兴趣，但是认为这件事不能由它主动提出。不过，它还是非常愿意通过第三者出面来配合行动；两天以后利普斯基接到指示，要他用间接的方式把这件事在柏林透露出来。
与此同时，哈利法克斯在8月26日也指示肯纳德向波兰政府推荐这项建议，并且还进一步建议，可以委派中立国的观察员，以保证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公正地开展工作。肖纳德在27日晨和贝克讨论了这个方案，并且报告说，波兰外交部长对这个方案在原则上没有异议。然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这时局势急转直下，已无可挽回，这场外交上的边鼓也只得停止敲打了。
这时法国也很快地进入了备战时期。8月22日，部长会议发布了局部动员令。海军中的所有人员都已被召“警戒状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边防部队都在进入阵地。24日清晨，征召大约三十六万预备役军人入伍的告示已遍贴在全国各省省政府的大门外。接着在以后的几天里，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被征用了；外国旅客离境了；艺术珍品被转移到安全场所；学龄儿童撤离了巴黎；灯火也实行了管制。就在这些乱哄哄的日子里，哈利法克斯要英国驻巴黎大使去向达拉第试探：“他是否认为（来伦敦商谈一下）是有益的”，并建议把会谈日期订在30日下午或次日早晨。但是达拉第正忙于“军事行动”方面的事务，无法分身前往。31日，部长会议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的末尾说：“部长会议团结一致，准备坚定地履行法国应尽的职责。”全国斗志昂扬。“应该坚决干到底”：这就是被征召入伍的预备役军人的心情。人们似乎有点担心：唯恐又会搞出某种临时性的妥协，而这只能使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再向后推迟一下罢了。
次日，即9月1日凌晨，德国对波兰发动了进攻。上午9时在巴黎，卢卡谢维奇拜访了博内，把这项消息告诉了他，并请求法国立即行动。博内只得告诉他说，根据法国的宪法，法国只有在得到议会的批准后，才可宣战或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而议会要到第二天才能开会。在上午10时30分召开了部长会议。会议颁布了总动员令，定于次日开始生效（那时还将开始实行新闻检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也定于2日开会，届时还将要求对战争借款举行投票表决。
1日下午，一直和伦敦保持着电话联系的博内，指示在柏林的库隆德勒必须同他的英国同事一致行动，后者即将代表英国内阁向德国政府提出紧急警告。于是库德勒继亨德森之后在当天傍晚也去拜访里宾特洛甫，递交了一份相同的照会；听到了同样的指责波兰人是冲突的挑起者的话；然后就回去等候德国外交部的答复。一直到9月2日中午还是音信毫无，于是库隆德勒请博内再给予进一步的指示。这进一步的指示他一直等到午夜才得到：9月2日星期六，在巴黎这是一个十分忙乱的日子。
达拉第和博内一早就在讨论给德国最后通牒的事，但最后通牒的措词必须等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下午开会后才能决定。在征询总参谋部的意见时，它坚持在递交最后通牒后四十八小时之内法国军队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时间上的落后影响了法国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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