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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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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还提及，好像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在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过程中，平行线交叉了，争论开始了。
最激烈的争论，常常是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物——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进行。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在李汉俊看来，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国共产党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能决定。他以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以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虽有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有个长处，当他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之后，他并不坚持。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李汉俊便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
在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个联络机关。他又一次处于少数地位，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很自然地，由此便产生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讨论。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柯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李玉贞：《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合刊。。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倒是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联合”一词，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直至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引起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那便是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而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经过一番又一番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以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1
七月三十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柯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肚子忽地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一九九○年八月九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晚，那个闯进李公馆的穿灰布长衫的中国密探究竟是谁？七十年来从未知晓。据薛耕莘先生告知，那不速之客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八八五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程子卿不会讲法语，但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结拜为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做巡捕，后升为探长。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三十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开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因为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他于一九五六年病逝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2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一九四四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现今仍健在的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引者注：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第七部分：成立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乃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由于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后，包惠僧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李达给他开门。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地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渔阳里二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肚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的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时二十五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九时、十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二时五十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七时三十五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
可是，陈公博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第七部分：成立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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