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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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钦佩这些英雄临危不惧的气概，我有必要将其写出来。他们无私无畏，无限忠诚于他们的事业。我毫无保留地为贵刊写下了这些细节，因为我是唯一和这些英雄度过最后几小时的见证人。”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马林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四日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三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等不远万里前往荷兰，仔细查阅马林的档案，这才查清了马林之死的真相。特别是马林的女婿桑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取出，复印赠给中国朋友，使中国读者得知马林就义前的遗言，更加敬佩这位“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的异国英雄。
　　第八部分：锤炼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1
　　陈独秀和马林一样，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元勋。他后来的道路，竟然也和马林颇为相似……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倘若以“届”计算的话，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届”数多于毛泽东：从中共“一大”直至中国共产党“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有时称“中央局书记”，有时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共五届；毛泽东则从中国共产党“七大”至中国共产党“十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共四届。当然，按时间计算，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时间比陈独秀长得多。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共六年；毛泽东则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共四十一年。
　　笔者曾多次访问过年已九旬的陈独秀老朋友郑超麟，他曾这么勾画过陈独秀的形象：
　　讲一口安庆话。虽然在外多年，但安庆口音几乎没变。
　　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会骂人，骂得没有道理。
　　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特别高兴或者格外苦恼的时候，便拍脑门——前额。
　　中等个子。样子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难看。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除非在重要的场合。倘若他穿戴非常整齐，这往往表明有女人在照料他的生活。
　　烟瘾很重。不过，他不抽纸烟，而是抽雪茄——往往抽不起高档的雪茄，只是抽普通的雪茄。
　　文章写得很快。有学问。口才并不很好……
　　陈独秀最初对于“马林战略”是坚决反对的，以至向共产国际“告状”。后来他被马林说服之后，与国民党携手。然而，他只讲合作，不讲斗争，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一九二七年，成为他的一生的浮沉分界线。
　　就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四月五日，陈独秀与汪精卫所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事事协商，开诚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遭杀害，内中有中国共产党主将李大钊、赵世炎、张太雷以及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五大”上，陈独秀受到党内尖锐的批判，他的领袖地位动摇了——虽然大会仍选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到了七月下旬，形势变得益发危急，就连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也实行“分共”，逮捕和屠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推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临时政治局。这样，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
　　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这时，他四十八岁。
　　此后，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出席，他拒不出席。
　　此后，他越走越远。以他为首，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人称“陈独秀派”。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自一九八八年以来，苏共正在重新处理和评价托洛茨基问题）不谋而合，他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他组织了反对派小集团。
　　此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国共产党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不久，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但在蒋介石看来，仍属“危害民国分子”。
　　一九三三年四月陈独秀受到了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审。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独秀慷慨陈词，提出三条理由：
　　“（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引者注：即朝鲜）亡国时之现象。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原则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陈独秀案开审记》，《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十七期。
　　第八部分：锤炼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2
　　他的老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义务辩护律师。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个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回忆了一段重要史实：
　　“陈出狱后，暂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说，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衔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曾去访问他一次，多年未晤，谈得很长。董老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出狱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在武昌双柏巷租了三间平房暂居。他的老朋友、当年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此时是武汉大学校长，有意聘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他以“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为理由谢绝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由武汉入川，来到重庆。重庆是个繁华热闹的所在，已是贫病交加的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月便深感不适。于是，带着老母（继母谢氏）和第四次结合的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于离重庆一百八十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县城。
　　在江津，陈独秀的母亲去世，他“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生活困苦的他，身体日衰。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悦。但陈独秀当夜发病，医治无效，于五月二十七日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对陈独秀曲折多变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另外，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讲话中，也谈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文汇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
　　陈独秀去世之后，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
　　一九四七年，陈独秀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把陈独秀的棺木从四川江津迁回故乡安徽安庆市，安葬在北郊十里乡林业村，与元配高晓岚合葬。通往墓地的，原是一条狭窄的泥路。一九八九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前夕，那里修建了一条七米宽的柏油马路，便于汽车直达墓地。
　　第八部分：锤炼陈潭秋秘密遇害于新疆
　　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
　　选举结果，产生四十四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
　　这名列第十二位的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其实那时已不在人世。然而，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消息阻塞，以至代表们不知道他已牺牲，把他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他，早在将近两年前——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那个黑森森的夜里，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生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们用麻绳勒死陈潭秋。当时，他只有四十七岁！
　　在同一个夜晚被用绳索活活勒死的还有周彬——亦即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与陈潭秋同龄。
　　还有林基路——广东台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年仅二十七岁！
　　陈潭秋在新疆化名徐杰。
　　三位烈士牺牲后，在迪化狱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为之写下《追悼歌》：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陈潭秋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被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骗去，与毛泽民、林基路等同时遭到软禁。当天，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后，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
　　“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只知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正因为这样，他在死后仍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的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他到达新疆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
　　陈潭秋走过了红色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武汉区委员会，他是负责人之一。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四年，陈潭秋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书记。他写过一首《五一纪念歌》，颇受工人欢迎。
　　五一节，真壮烈，
　　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
　　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
　　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一九二七年，陈潭秋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从三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一九三○年，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一九三二年七月被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营救出狱。
　　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得以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书记。
　　此时，他的妻子徐全植在上海被捕，于一九三四年一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开始长征，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差一点殒命——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此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早期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他，竟在墨染的夜里，如此悲惨而又壮烈地死于那勒紧的绳套……
　　他的挚友董必武闻凶讯，泪如雨下。
　　董必武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陈潭秋早年与同乡林氏结婚，感情甚为融洽。不幸林氏病故。陈潭秋悲恸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后来，在一九二五年，他与湖北女师学生徐全植结婚，生一女两子。
　　徐全植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幸免于难，迄今仍健在。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陷为托派。这已在前面写及尼柯尔斯基时提到。
　　第八部分：锤炼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在一片黧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了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二十六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行。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七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飞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十一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他的妻子叫“东山文子”。
　　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十月三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在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二四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他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一九二七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一九三二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他出任实业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九四○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还是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汉奸罪行辩解，写下洋洋六万余言、四十七页的自白书。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二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二时二十三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侷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四月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六月三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那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第八部分：锤炼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