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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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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一家就和瞿伯伯一家,联合在一起,继续了以后这段行程。这段路线是怎么走的,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沿途妙事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有瞿伯伯在,几乎没有任何时候是“乏味”的。这一路上,难民极多,大家都是把行李扎好后,连锅盘餐具用扁担挑在肩上走,这样,才能随时随地停下来烧锅煮饭。我父亲本来不可能去挑担的。但是,人家瞿伯伯都挑了,我父亲就不得不挑了。何况,瞿伯伯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鼓励:
“挑担有什么难?只要是男人都会挑!用一点体力而已!你尽管挑,我帮你念金刚经,有我念金刚经,你一定挑得平平稳稳!”于是,我父亲就挑起担来了。挑担这玩意,说来容易,事实上可不简单,打包要技术,重心要平衡,我们真担心父亲一介书生,是不是能吃得了苦!但是,他真的把担子挑起来了,也真的走了不少路,只是人家走五步,他走十步,人家走直线,他走曲线。走得我们全家提心吊胆,走得瞿伯伯嘴中喃喃念经念个没停。好不容易走到黄昏,到了一家废弃的大院子。许多难民都到这院子里去过夜。院子的围墙有个大缺口,可以从缺口处抄近路直接进院子,否则就要绕好长一段路从大门进去。那缺口堆满砖头瓦片,高低不平。我们前面有个挑担的难民,为了走缺口而摔了一大交,把瓶瓶罐罐都摔碎了。所以,母亲叮嘱说:“你不要逞能走缺口,我们还是走大门吧!你瞧,人家都摔了!”“人家摔!我不会摔!”我父亲居然“神勇”起来了。“你看我一路不是挑得好好的吗?”
“是啊!”瞿伯伯在一边接口:“你尽管走缺口,有我呢,我帮你念经!”于是,我父亲就大踏步的跨上缺口,瞿伯伯大声的念经,说时迟那时快,扁担的两头摇晃得像个疯狂的钟摆,只听到一声啷啷啷的巨响,父亲已倒在破砖残瓦中。我们真吓坏了,都扑过去扶父亲,他哎唷唷的爬了起来,居然没有摔伤,只是我们惟一的那个饭锅,已破成两半,碗啊筷啊的碎了满地。瞿伯伯在旁边惊魂甫定的拍着胸口:
“你瞧!幸好我帮你念金刚经,全身都没伤着,否则,不摔断一条腿才怪!”那晚,我最后的记忆,是母亲用半片锅炒菜给我们吃,我们用半片碗盛饭吃。
第二十二章 捡柴
碗盘都摔碎之后,对父亲而言,倒是减轻了一项大负担,他不需要再挑担了。我们把行李化整为零,每人——包括我,背上背一个小包袱,其余的剩下东西,扎一个大包裹,挂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的背上,常常要背我小弟弟,所以只好挂在脖子上。)
这样的行程,既慢又苦,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常常要我们孩子们去捡柴。这真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又痛苦的事——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六岁大的女孩而言。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往往找到了又抢不过别的大孩子,即使捡到了也常被男孩子们抢了去。我在捡柴的任务中,屡屡败北。
但是我知道,我非捡到柴不可,否则就煮不了饭!没有饭,大家就得挨饿,所以我常常拚命地去完成任务!
记得有一天,经过了一个锯木厂,父母叫我去捡废材和木屑,但是也有很多别的孩子也在抢那些废材。我实在捡不到柴,正在着急,却发现一堆劈得好好的木柴,不管三七廿一就拿。但拿不了多少,就被人逮住了。那人很生气、很凶,问我为什么要偷他的木柴,我吓坏了,却不肯把柴还给他,那人看我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他说:
“只要你唱一个歌,跳一个舞给我看,就把这些柴送给你。”我全身都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跳舞的细胞,但是我还是一面跳舞,一面唱歌: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
眼睛小,要睡觉……“
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会唱的歌,我一面唱,一面忍住泪。
我在前面的故事里曾经提到过一面小锦旗,当初为了要那可爱的小锦旗,我记得也曾在我父亲的同事们面前唱歌、唱的也是这首歌。不过那时候,唱得很高兴,唱完了大家鼓掌,我真快乐。唱完后,得到那面锦旗,更是乐不可支。
尽管唱的是同一首歌,我这次的感受可真难过极了。唱的时候,又想起了那面失去的小锦旗,和失去的欢笑,唱着唱着,终于唱哭了。哭得那个人也不忍心再逗我,才放了我!
这小小的故事,在我的童年中,印象极为深刻。我曾经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名叫《舞》,就是写这段遭遇和心情。
第二十三章 一个猪头大家啃
捡柴是孩子们的事,找食物可是大人们的工作,事实上,兵荒马乱的时候,这可真是难如登天的工作,我父亲和瞿伯伯总是分头去找,找到什么吃什么。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十分荒凉的小村,大部分人家已弃屋他去,留下两、三户人家,也是门窗紧闭,给我的印象仿佛到了一个鬼村。
父亲和瞿伯伯把两家妻小安置在一个破烂的土地庙里,就分头去找吃的。那时候,天昏地暗,他们又没有什么手电筒,点了“火炬”,眼看着他们的火炬愈离愈远,真是担心极了,恐怖极了。不知等了多久,好像等了一辈子似的,总算瞿伯伯回来了,火炬已熄,大家听到叹息声,心中都知道他已徒劳往返。
大家既担心我父亲,却又把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瞿伯伯又开始一个劲儿的念经,什么大悲咒、金刚经,一遍又一遍,没完没停,如果那些经声真能充饥的话,足以撑死我们这一群人!在瞿伯伯的经声中,在焦急的期待中,我父亲翩然出现了,看他那副兴奋昂扬的样子,就知道他大有收获。
父亲抱回了一个大大大大的猪头!
记得我从小就会念一首儿歌:
巴巴掌,油馅饼,
你卖胭脂,我卖粉,
卖到卢州蚀了本,买个猪头大家啃,
啃不动,丢在河里兵兵硬!
那个猪头可真不容易啃,(等不及煮得很烂啊!)但大伙儿怎舍得把它丢在河里,大家还是啃得津津有味,在我的印象里,至少那锅汤是鲜美极了!我一生中很少尝到这样鲜美的汤!大家始终不知道父亲怎样弄来那个猪头,至少他的功劳大极了!但是瞿伯伯认为是他念经念来的!
瞿伯伯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既幽默又风趣,但信佛可一点儿也不含糊,他相信虔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例如:他有一个十岁大的女儿,患了牙痛,腮帮子肿得红红的,痛苦不堪,瞿伯伯发现了,把女儿叫过来,很有信心,也很有权威地说:“牙痛?!没关系,我替你念经!”
他在她腮帮子上画了符就大声念起来,念了半天,问他的女儿说:“不痛了吧?”问得很有信心,很有权威。
我眼见他女儿痛得龇牙咧嘴,腮帮子肿得愈高了,她还是含着泪,喃喃地说:“好点了,好点了!”
瞿伯伯这下子可乐了,笑着说:“我说嘛,只要存心念经,什么都可以解决!”
第二十四章 强盗与县长
我们在贵州的流浪生涯中,一直有瞿伯伯作伴,使我们此行中,多了许多乐趣。在这段行程里,偶尔我们也会搭上一辆木炭汽车,我前面所记载,我曾摔下车子把鼻子上摔了一个大伤口,就在贵州境内。“现在回想,我居然没有摔死,可能和瞿伯伯念经有关。”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步行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宿在一个民家,饭后大家聊天,那民家的人问我们第二天要去那儿,父亲说计划翻过一个山到另一个叫“剑河”的小县城去。
那家人说:“山上有土匪,翻山很危险呢!”
父亲问:“我们都是难民,逃难逃得那么惨,身无分文,还有什么可抢的!”那家人说:“其实有些难民把金子、首饰缝在破棉袄里,不一定都是一贫如洗的!”
瞿伯伯除了念经外,最爱说笑话,他说:“对,对,对!别看我们这些打满补丁的破棉袄,里面可真缝了不少宝贝呢!”“那么说,你们明天可要小心,别翻那座山了!”
“强盗有什么可怕的!”瞿伯伯说,“我念经就把他们念跑了!”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翻那座山,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可怕呢!更何况瞿伯伯会念经!
那座山真的十分荒凉,十分可怕,一上山就觉得不对劲,在草长及膝的小径中行走,真不是滋味。使我想起遍是荆棘的“大风坳”。瞿伯伯一路上很认真的念经,又是大悲咒,又是金刚经,愈念愈大声。突然,听到一声吃喝,草丛中跳出了五、六个彪形大汉,不用说,瞿伯伯念经没有把强盗念掉,他们在等着我们呢!(事后我们猜想,头一晚我们大概就投宿在强盗窝里。)
他们非但把各人的包囊抢去,连每人身上打满补钉的破棉袄也被逼脱下来抢了去。
等他们呼啸而去,每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山风中发抖。
瞿伯伯说,假使不是念经,强盗不会让我们留下单衣穿,也许还会把我们统统杀了!
所以,他又念起经来了,不过,在念经声中,夹杂不少愤怒的“不平之鸣”,他倒不是骂那些心狠手辣的强盗,他骂的是“剑河”县的县长,怎可容许在他县境里有强盗出现!
“等我们到了县城,我要到县政府去控告县长渎职!”他十分生气地说,并且意志十分坚决。“到了省城,我还要到省政府去告,到了四川,我还要到中央政府里去告!”
眼前的问题是:天渐入晚,大家又十分寒冷,绝对翻不完这个山,于是在山上捡了树枝,生了火,大家围坐一圈,度过了又恐怖又寒冷的一晚。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大家赶着下山,到了剑河。
瞿伯伯真的怒气冲冲地找到县政府,告了县长一状。
县长接见了我们,瞿伯伯声色俱厉的责备了县长一顿,说他失职,更可恶的是:在他这样努力念经的情形下,那批强盗居然还敢出现!如果县长不处理这件案子,他要到省政府去告状。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这样瞿伯伯的怒气,总算又消了一点。
县长真的去追捕那批强盗,但捉了好久,也没有捉到强盗。那时候,我们可真正的一贫如洗,又不能一辈子靠县长接济,总得设法活下去。天无绝人之路,瞿伯伯说,我们得想办法。
在抗战时期,话剧是很流行的,也着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家和演员。瞿伯伯说,人家爱看戏,我们就演戏给他们看。他居然异想天开地计划演话剧了,而且,他“居然”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热烈地赞成。
第二十五章 《红薯熟了!》
好戏开锣了!“舞台”在一条街口搭起来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也许本来就有这么一个舞台,抗战时代的后方,话剧是人人入迷的娱乐。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是制作人、前台经理、后台经理、布景、道具、效果、配音、服装、灯光,总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办。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编剧,兼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瞿伯伯真的颇有一些戏剧天才。这出话剧,实在“极具水准”呢!
大人们忙于演戏,孩子们可就乐极了。戏开演前,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大可尽情的玩乐,戏开演,更乐,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戏,那是多么光彩,多么过瘾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出几场,我看几场,看得我把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记得那出戏叫做《红薯熟了》。
故事讲一个小家庭,丈夫要出征,与妻子话别,妻子依依不舍,对丈夫说我正在煮红薯,等红薯熟了,吃了红薯再走。窗外征集的号角响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虽然很焦虑,但还是与妻子滔滔不断的互诉衷情。
婴儿的哭声传来(当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进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来情话绵绵。
号角又响了,妻子说我进去看看红薯熟了没有,等了一会出来,说:“红薯还没有熟,但是快熟了!”
号角又响了!一会儿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进进出出,但红薯一直没有煮烂。征集号角更响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待下去,不忍面对离别的场面,等妻子再进厨房的时候,越窗而去。妻子手里捧着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说:“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一松,盘子破了,红薯落满一地。婴啼声,号角声,马蹄声,啜泣声中幕下。
这出戏非但写出了夫妻深情,也把当时抗战的气氛写得淋漓尽致,小故事看大时代,实在是很成功的呢!
观众倒也十分踊跃,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是在看完戏后,大家就快乐地、满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由乐捐一些演出的经费。因此,演了几天的戏,非但不能赖以赚出一些家用,连每天必须打破的盘子,和那盘红薯都无法筹钱去补充,也就只好真正落幕了。我们这一路的“逃难”,实在是高潮起伏,好戏连台。只会教书和念书的父母,为了谋生,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红薯、糍粑卖过了,粉墨登场也试过了。到此时,已经一筹莫展。这是我们无数次“山穷水尽”后,又面临到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好心的县长,看我们戏又演不成,强盗也抓不到,觉得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确实与他管理不善有关。当下,就急忙替父亲和瞿伯伯安排了两份工作,热心的对我们说:
“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累了,经过县长一挽留,大家真的在剑河停留下来。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
第二十六章 抗战胜利了!
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父亲呢,他依旧忙忙碌碌的,有天,从邻居家抱回一个大牛角,原来他拜了个金石师父,学起刻图章来了。父亲刻了一大堆牛角图章,兴犹未尽,有天,他采了一段竹节,用竹根做了个笔筒,他在竹筒上面,精心雕刻了两个大字:
劲节
是这两个大字触动了父亲的心事吧,那些日子,他闷闷不乐,连瞿伯伯的笑话,也不能逗他笑了。于是,母亲明白了,她说:“你还是想去四川吧!”
“是啊!”父亲长叹着:“一百里已经走了九十里了!现在停下来真没道理。”“可是,我们没钱哪!”
“从东安河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钱吗?”父亲问。“比起那时候,现在不是强多了!”原来,在剑河,父亲还有些小收入呢!于是,那几天,父母商量又商量,终于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四川,一直走到重庆。这次,瞿伯伯不肯跟我们一起走了,他坚持要捉到强盗以后再走。但他祝福我们。当我们全家动身的那一天,他依依不舍的直送到城外,并为我们虔诚的念经祝祷!
我们又开始走了!行行重行行,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终于,我们到达四川省境了。
记忆中,进入四川后,我们就开始在翻山越岭。
走山路是很苦的,那些山虽然荒凉,却常有土匪出没。我们一来要担心毒蛇野兽,一方面要担心土匪。虽然我们身上都没财物,但是,如果像上次一样,被土匪连换洗衣服都抢了去,我们又没有个瞿伯伯会念经告状,那岂不是灾情惨重!
这样,有天,我们在山中走着。走啊走的,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壮丁,抬着个担架,担架上,一块白布连头带脚的盖住那躺着的人,默默的经过我们身边,走进深山里去了。父母有些疑惑,也不敢问什么。再走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抬着蒙了白布的担架,走进深山里去。片刻,第三次,担架又出现了……山风吹在人身上,突然变得凉飕飕的。那沉默的抬担架的人,那白布,那担架……不知怎的,一直让我们背脊发冷,这景象太诡异了。终于,当又一个担架出现时,父亲忍不住问:
“怎么回事?有人生病吗?”
“生病?”抬担架的瞪了父亲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里去埋!”原来,这些都是运尸人,那白布下都是尸体,再经探询,才知道这整个山区,都正在霍乱流行,每天都要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区贫困,抗战时药物又缺乏,只能眼看一个个人死去!昨天抬尸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面色凝重,带着我们,小心的趋避着那些尸体。整天,我们不停的遇到抬尸人,我和弟弟们,到底年纪小,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着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一看,吓得尖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着,动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着,笑着,手里高舞着一面国旗,同时,在放着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着: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着,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着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着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着,疯狂的笑着,哭着,叫着: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
第二十七章 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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