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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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昔汉灵帝世，立春尚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殴杀陌使于南书寺，于是诏书曰：“议郎蔡邕、博士任敏，问可斋祠不？得无不宜？”邕等对曰：“按上帝之祠，无所为废。宫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宽，可斋无疑。”宁非不知有此议，然不从也。魏及晋初，祭仪虽不具存，江左则备矣。官有其注。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进熟，如郊庙仪。司空、太常、大司农三献也。官有其注。周礼王亲祭，汉以来，有司行事。汉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国西北戌城地，祠仪比泰社。日月将交会，太史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蚀者，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更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蚀之。祝史请所由，叔孙昭子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伐鼓于社；诸侯用敝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又以赤丝为绳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责之。合朔，官有其注。
　　昔汉建安中，将王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不。共诣尚书令荀文若谘之，时广平计吏刘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文若及众人咸喜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劭由此显名，魏史美而书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伐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劭为不得礼意，荀文若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劭论灾消异伏，又以慎、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不蚀乎？夫子、老聃豫行见星之防，而劭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退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别此，可谓失其义指。刘劭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谬。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劭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相承至今。
　　耕籍之礼尚矣，汉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即大位，耕于钩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于怀县。魏三祖皆亲耕籍。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民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无官田，随宜便换，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后，其事便废，史注载多有阙。止元、哀二帝，将修耕籍，贺循等所上注，及裴宪为胡中所定仪，又未详允。
　　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乃下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夫辍耕，饥者必及。仓廪既实，礼节以兴。自顷在所贫耗，家无宿积，阴阳暂偏，则人怀愁垫；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氓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奖被斯民。”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种穜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旗，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櫌，礼毕。魏氏虽天子耕籍，其蕃镇诸侯，并阙百亩之礼。晋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治国，宜修耕籍之义。”然未施行。宋太祖东耕后，乃班下州郡县，悉备其礼焉。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则东郊，非古也。魏则北郊，依周礼也。晋则西郊，宜是与籍田对其方也。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按韦诞《后蚕颂》，则于时汉注已亡，更考撰其仪也。及至晋氏，先蚕多采魏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教道未先，蚕礼尚阙。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古者天子亲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礼不修。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使侍中袁粲草定其仪。皇后采桑坛在蚕室西，帷宫中门之外，桑林在其东，先蚕坛在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取民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盖云母安车，驾六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桑前一日，蚕官生蚕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蚕。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设飨赐绢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礼。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鄴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疏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孙休永安元年，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导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弃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按旧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史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淳王化，以隆风俗。”于是立学。
　　元帝为晋王，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夫治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而五教明，则德化洽通，彝伦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有若自然，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于乡，学于乡以登于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素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即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
　　自顷皇纲失统，礼教陵替，颂声不兴，于今二纪。《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进渐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闻金革之响。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风遂滋，非所以习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当倾危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将涤秽荡瑕，拨乱反正。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校；阐扬六艺，以训后生，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方今《小雅》尽废，戎虏扇炽，节义陵迟，国耻未雪。忠臣义士，所以扼腕拊心；礼乐政刑，当并陈以俱济者也。苟礼义胶固，纯风载洽，则化之所陶者广，而德之所被者大，义之所属者深，而威之所震者远矣。由斯而进，则可朝服济河，使帝典阙而复补，王纲弛而更张；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者，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鲁僖作泮宫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教道，使朝之子弟，并入于学，立德出身者咸习之而后通。德路开而伪涂塞，则其化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矣。选明博修礼之士以为之师，隆教贵道，化成俗定，莫尚于斯也。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表曰：
　　臣闻天道之所运，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黉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受业身通者七十余人。自兹以来，千载寂漠。岂天下小于鲁国，贤哲乏于曩时？厉与不厉故也。
　　自顷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虎步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民怀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胡马之足，图谶无复孑遗于世。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迭用，久长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术，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须寇贼清夷，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莹磨之功，荆、随发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
　　愚以世丧道久，民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造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笃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经始。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
　　臣闻孔子有云，“才难，不其然乎”。自丧乱以来，经学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后能弘明道训。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美。昔咸宁、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学；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治致升平。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是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坠于地。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之畴昔，犹千之一也。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道，阶缘光宠，遂忝非服。方之华、实，儒风邈远；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代之上，摚�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宜为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宜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书精隐，明于断狱，宜置博士一人。《谷梁》简约隐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袷�，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废，宁过而立也。臣以为《三传》虽同一《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大务，而为治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议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又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明礼学，以示后生，道万物之性，暢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故延州入聘，闻《雅》音而嗟咨；韩起适鲁，观《易》象而叹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
　　畴昔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静谧。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焉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颂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典谟是咏，岂不盛哉！
　　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曰：
　　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后生放任，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以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漠，仰瞻俯省，能弗叹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响风者，岂威武之用尽，抑文教未洽，不足绥之邪？昔鲁秉周礼，齐不敢侮；范会崇典，晋国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带山河，凭城据汉，国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吴起、屈完所以为叹也。由此言之，礼义之固，孰与金城汤池？季路称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为之三年，犹欲行其义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鹜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今使三时既务，五教并修，军旅已整，俎豆无废，岂非兼善者哉！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
　　又缮造礼器俎豆之属，将行大射之礼。亮寻薨，又废。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陈之曰：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晋受命，值世多阴。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遂令陶铸阙日用之功，民性靡素丝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