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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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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下殇之制。若丧用成人，亲以殇服，末学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详衷如所称。”左丞臣羊希参议：“寻澄议，既无画然前例，不合准据。案《礼》，子不殇父，臣不殇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则服其亲服’，推此文旨，旁亲自宜服殇，所不殇者唯施臣子而已。”诏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刺称“国太妃以去三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详周忌当在六月？为取七月？勒礼官议正”。博士丘迈之议：“案吴商议，闰月亡者，应以本正之月为忌。谓正闰论虽各有所执，商议为允。宜以今六月为忌。”左仆射建平王宏谓：“迈之议不可准据。案晋世及皇代以来，闰月亡者，以闰之后月祥。宜以来七月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十八日薨。今为何月末祥除？”下礼官议正。博士傅休议：“寻《三礼》，丧遇闰，月数者数闰，岁数者没闰，闰在期内故也。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月次节物，则定是四月之分，应以今年四月末为祥。晋元、明二帝，并以闰二月崩，以闰后月祥，先代成准，则是今比。”
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正月存亲，故有忌日之感。四时既已变，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杀。是则祥忌皆以同月为议，而闰亡者，明年必无其月，不可以无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闰所附之月。闰月附正，《公羊》明议，故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时亦不异。若用闰之后月，则春夏永革，节候亦舛。设有人以闰腊月亡者，若用闰后月为祥忌，则祥忌应在后年正月。祥涉三载，既失周期之义，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亲尚存，则应用后年正朝为忌，此必不然。则闰亡可知也。”通关并同蔚之议，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夭丧，年始四岁，傍亲服制有疑。”太学博士虞龢、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硃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议，并云“宜同成人之服。东平冲王服殇，实由追赠，异于已受茅土”。博士司马兴之议：“应同东平殇服。”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君国，继体承家，虽则佩觿，未阙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殇，故云‘臣不殇君，子不殇父’。推此，则知傍亲故依殇制。东平冲王已经前议。若升仕朝列，则为大成，故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不降。愚谓下殇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无服之殇，以登官为断。今永阳国臣，自应全服。至于傍亲，宜从殇礼。”诏：“景远议为允”。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训养母郑修容丧。未详服制，下礼官正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郑玄云：‘其使养之不命为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谓第七皇弟宜从小功之制。”参议并同。
汉、魏废帝丧亲三年之制，而魏世或为旧君服三年者。至晋太始四年，尚书何桢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帝以来，国有大丧未除，正会亦废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会，辄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
汉献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终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规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终制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圆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已表其处矣。”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也。晋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文、景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
泰始二年，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内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诏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系于木表，以苇席置于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坚又曰：“凶门非古，古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薄帐，既古吊幕之类也。”是时又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宋元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诏亦停选挽郎。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魏则无定礼。齐王在位九载，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魏世。
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陵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夹，烦渎无准，非礼意也。至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
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
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临轩，遣使奉玺绶禅位于齐王，悬而不乐。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陈贵妃礼秩既同储宫，未详宫臣及朝臣并有敬不？妃主在内相见，又应何仪？”博士王庆绪议：“百僚内外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同。其东朝臣隶，理归臣节。”太常丞虞愿等同庆绪。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称：“礼云，妾既不得体君，班秩视子为序。母以子贵，经著明文。内外致敬贵妃，诚如庆绪议。天子姬嫔，不容通音介于外，虽义可致虔，不应有笺表。”参详休仁议为允。诏可。
泰豫元年，后废帝即位，崇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亚尊极，未详国亲举哀格当一同皇太后？为有降异？又于本亲期以下，当犹服与不？”前曹郎王燮之议：“案《丧服传》，‘妾服君之党，得与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与太后无异。但太后既以尊降无服，太妃仪不应殊，故悉不服也。计本情举哀，其礼不异。又《礼》，‘诸侯绝期’。皇太妃虽云不居尊极，不容轻于诸侯。谓本亲期以下，一无所服。有惨自宜举哀。亲疏二仪，准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马燮之议：“《礼》，‘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党’。皆谓大夫士耳。妾名虽总，而班有贵贱。三夫人九嫔，位视公卿。大夫犹有贵妾，而况天子！诸侯之妾为他妾之子无服，既不服他妾之子，岂容服君及女君余亲。况皇太后妃贵亚相极，礼绝群后，崇辉盛典，有逾东储，尚不服期，太妃岂应有异。若本亲有惨，举哀之仪，宜仰则太后。”参议以燮之议为允。太妃于国亲无服，故宜缘情为诸王公主于至尊是期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举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云杜国解称国子檀和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检无国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无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孙豁之议：“《春秋》，‘母以子贵’。王虽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郑伯许男同号夫人，国子体例，王合如国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议：“‘母以子贵’，虽《春秋》明义，古今异制，因革不同。自顷代以来，所生蒙荣，唯有诸王。既是王者之嫔御，故宜见尊于蕃国。若功高勋重，列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礼。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国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硃膺之议以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贵’。当谓传国君母，本先公嫔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绩重勋，恩所特锡，时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议参议，以蔚之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丧，无嗣，求进次息为世子。检无其例，下礼官议正。”博士孙武议：“案晋济北侯荀勖长子连卒，以次子辑拜世子。先代成准，宜为今例。”博士傅郁议：“《礼记》，微子立衍，商礼斯行。仲子舍孙，姬典攸贬。历代遵循，靡替于旧。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孙之谓。愚以为次子有子，自宜绍为世孙。若其未也，无容远搜轻属，承纲继体，传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称情典。”曹郎诸葛雅之议：“案《春秋传》云，‘世子死，有母弟则弟，无则立长；年均则贤，义均则卜’。古之制也。今长子早卒，无嗣，进立次息以为世子，取诸《左氏》，理义无违。又孙武所据晋济北侯荀勖长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采比，窃所允安。谓宜开许，以为永制。”参议为允。诏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兴平国解称国子袁愍孙母王氏，应除太夫人。检无国母除太夫人例。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礼，下国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则子男之母，不容独异。”博士程彦议以为：“五等虽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号得从，子男于亲，尊秩宜显。故《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固知从子尊与国均也。彦参议，以兴之议为允。除王氏为兴平县开国子太夫人。”诏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陈留国王曹虔季长兄虔嗣早卒，季袭封之后，生子铣以继虔嗣。今依例应拜世子，未详应以铣为世子？为应立次子锴？”太学博士王温之、江长议，并为应以铣为正嗣；太常陆澄议立锴。右丞徐爰议谓：“礼后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诸侯世及，《春秋》成义。虔嗣承家传爵，身为国王，虽薨没无子，犹列昭穆。立后之日，便应即纂国统。于时既无承继，虔季以次袭绍。虔嗣既列庙飨，故自与世数而迁，岂容蒸尝无阙，横取他子为嗣！为人胤嗣，又应恭祀先父。案礼文，公子不得祢诸侯。虔嗣无缘降庙就寝。铣本长息，宜还为虔季世子。”诏如爰议。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刘式之议，‘每至出行，未知制与何官分道，应有旧科。法唯称中丞专道，传诏荷信，诏唤众官，应诏者行，得制令无分别他官之文，既无尽然定则，准承有疑。谓皇太子正议东储，不宜与众同例，中丞应与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亦合分道。又寻六门则为行马之内，且禁卫非违，并由二卫及领军，未详京尹、建康令门内之徒及公事，亦得与中丞分道与不？其准参旧仪。告报参详所宜分道。’听如台所上，其六门内，既非州郡县部界，则不合依门外。其尚书令、二仆射所应分道，亦悉与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诏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壮之时，凌室长率山虞及舆隶取冰于深山穷谷涸阴冱寒之处，以纳于凌阴。务令周密，无泄其气。先以黑牡翙黍祭司寒于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翙黍祭司寒。启冰室，先荐寝庙。二庙夏祠用鉴盛冰，室一鉴，以御温气蝇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并以鉴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丧，诏赠秘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称数以周丧事。缮制夷盘，随冰借给。凌室在乐游苑内，置长一人，保举吏二人。
三公黄皞，前史无其义。史臣按，《礼记》“士恚胩熳油畲蠓蛟蛞臁薄ＶＰⅲ骸笆考刖幌右病！狈虺p门洞启，当阳之正色也。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皞，以示谦不敢斥天子，盖是汉来制也。张超与陈公笺，“拜黄皞将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今朝士诣三公，尚书丞、郎诣令、仆射、尚书，并门外下车，履，度门阃乃纳屐。汉世朝臣见三公，并拜。丞、郎见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汉仪》及《汉旧仪》，然则并有敬也。陈蕃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诣蕃，执板入皞，至坐，蕃不夺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责蕃曰：“以阶级言之，滂宜有敬；以类数推之，至皞宜省。”然后敬止在门，其来久矣。
志第六 礼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圣人之德，莫大于严父者也。故司马迁著《封禅书》，班固备《郊祀志》，上纪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司马彪又著《祭祀志》，以续终汉。中兴以后，其旧制诞章，粲然弘备。自兹以降，又有异同，故复撰次云尔。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诏公卿告祠高庙。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时魏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之繁阳故城。庚午，登坛。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既受毕，降坛视燎，成礼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后以为常。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后汉纪》，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此虽前代已行之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未详所据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孙权，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汉飨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行气数终，禄胙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窃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终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敢不敬从。谨择元日，登坛柴燎，即皇帝位。唯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绥天极。”其后自以居非中土，不复修设。中年，群臣奏议，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于禜、镐，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禜，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禜。”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追贬匡衡，凡在见者，莫不慨然称善也。”何承天曰：“案权建号继天，而郊享有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郊，而遂无北郊之礼。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
刘备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设坛。“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之威，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大神。惟大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丙寅，晋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尧禅位虞舜，虞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民，扶翼刘氏，又用受禅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顺，开国建侯，宣礼明刑，廓清梁、岷，苞怀扬、越，函夏兴仁，八纮同轨，遐迩弛义，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惟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畏天之威，敢不钦承休命，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万国。惟明德是飨。”
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祀，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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