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下册)-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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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升了22％　。相形之下，资产阶级并没在纳税方面感到困穷，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从物价上涨、从　1713至　1789年间法国贸易增长5倍中获利。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极不满意。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简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贵族革命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上所述。法国革命同古往今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地变得愈来愈激进。实际上，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而是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于1787年。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反应为止。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纪期间丢失给王室的政治权力。国王的州长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们的权力反映在以下事实中；从16j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因此，当路易十大发现自己由于支持美国革命时所承担的大量支出而处于经济困难中时，贵族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这是可理解的。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权力问题作出决定。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变革。由于金钱的匾乏非常严重，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估计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起，第三等级就证明是最有生气、最决定性的。第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O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夷特侯爵），都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中产阶级的代表还在拥有思想方面占优势。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应如何实现这种变革的一般思想。他们还拥有政府极度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居一的少数地位。而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处于多数。国王路易是个相当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然后，定要保持传统的等级。但当平民大胆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时，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个等级合并为一。
　　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娅·安东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可表明国王的真正意图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因为这位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同时，忠实的王军的几个团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正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传播开来了。而且，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国王这样做。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在这紧要关头，国民议会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作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群众性阶段的革命。
　　民众革命　　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则追随他们的领导。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职以后爆发的。下层民众涌上街头，要求较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这时已很少被使用。它里面关着7名入狱者，其中，两人是精神病患者，四人为弄虚作假者，第七个是个变态的年青人，由其家庭托交监护和支付其费用。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为什么“巴土底日”在法国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得到庆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以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这样的时刻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反对整个欧洲的旧秩序的斗争时就是如此。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农民在其长期存在的苦难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狱的激动人心的消息的激励下。拿起了武器。在农村的许多地方，他们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个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其他许多重要的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一“就人们的权利而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国家实质上是所有主权的来源……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力中……”最后一个条款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显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规定的损失赔偿是公正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应当被剥夺这种权利。”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它相当于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
　　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和宣言的革命原则。他告诉一位大主教；“我决不答应让我的教士或贵族遭受掠夺。我不会批准使他们受到掠夺的法令。”巴黎下层民众再一次战胜了王室的反对。国王的敌视、巴黎粮食供应的短缺，激起了民众的斗争。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饿民众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子，然后向凡尔赛的王宫进军。在这些民众的压力下，路易同意将宫廷还到巴黎。民众兴高采烈地往回行进，自夸他们带来了“面包师傅、面包师傅的妻子和孩子”。王室成员住进了土伊勒里宫（巴黎的一座宫殿），在那里，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囚犯，而国民议会则设在附近的一所骑兵学校里。10月的这些充满骚动的日子确保了对8月法令的批准。由于王室和国民议会受到民众行动的左右，这些日子巴黎民众的影响大增。战争和恐怖虽然巴黎的国王实际上没有力量，但许多教士和贵族决心恢复他们所失去的地位和特权。其中有些人逃亡国外，在国外努力设法使外国列强卷入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纠纷中去。他们成功了，不过应该注意到，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即吉伦特派也赞成战争，因为后者相信一个共和国可以由此在法国得到建立，革命学说可以由此传播到整个欧洲。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土站在反对法国的方面，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最初，装备很差的法国人被击溃，但是，无数的志愿者在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浪潮中成群结队地涌到法国旗帜下。同时，巴黎民众加入反对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姬·安东内特的行动中。在民众的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时停止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
　　经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召开，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革命干劲和民众支持相结合，证明是不可抵抗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对法国的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著名的全民总动员。有位演说家慷慨激昂地演讲道：“让每个人都为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性的军事努力尽一份责任。青年们将战斗，已婚的人将锻造武器……提供给养，妇女们将为士兵制作衣服……去医院当护士照料伤员，孩子们将用旧亚麻布制作作绷带用的软麻布……老人们将被送到公共广场上去激励青年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人民起来保卫祖国。14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法国平民军队以破竹之势前进。到1795年，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愈来愈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它经男子普选产生，还因为对战争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热情。到1793年6月，吉伦特派已由更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这时，居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救国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以革命热情和热烈的爱国精神任命和罢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的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的问题立法，并通过一个无情的恐怖时期来镇压反抗。许许多多的人因叛国罪或者仅仅因爱国精神不够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断头台即当时所称的“国家剃刀”。
　　但是，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子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继路易和安东内特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字义上指缺乏上流社会的短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实行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控制和实现一种社会安全制度。这类措施完全超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努力阻挡革命向左的方向发展。在英国，结果是平均派被击败、克伦威尔进行统治。在法国，无套裤汉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5人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仑　　拿破仑作为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是作为1799至1804年的第一执政，后又作为1804至1814年的皇帝，统治了法国。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国内改革和军事战役。前者巩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邻国激起了二个民族主义反应并最后导致他垮台。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比得上开明的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有效地统治了国家。他把法律编集成典，使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仑这些实在的成就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渴望复辟旧制度或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因他结束骚乱和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强有力的政府而向他欢呼。
　　拿破仑因不断地进行战争而浪费了这种友好亲善。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达到成功的顶峰，他已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欧洲的其余地区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虽然各地极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所居住的一些地区，而且在法国外面赞成这些变革。法国的统治是进步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乃一种外来统治，在必要的地方，是凭武力强加的。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法兰西国家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它都将把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这是专横的，但是拿破仑对臣民甚至更专横、更苛求。他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购、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烦。法国的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对行政管理的法国式性质的印象比对行政管理的质量的印象更深刻的时候来临了。
　　换句话说，这些人已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这不仅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的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而且也解释了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发自内心的话；他在1814年写道：“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足，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象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的毁灭。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俞的思想意识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维也纳的解决方案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召开，重新炮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根据正统主义的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的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托，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沿莱茵河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都分地区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托）划归奥地利。在预想到以后的事件时，应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国是个由39个州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意大利是个包括9个州的“地理名词”，这9个州因为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托所居的统帅地位而由奥地利统治。
　　六、民族主义
　　我们所已研究的三个伟大的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看到李尔本、潘恩和罗伯斯比尔，还有平均派、后备民兵和无套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了解世界真相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员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知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不过应该注意到，18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明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这种对国家的新的忠诚的性质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宾派士兵给他母亲所写的以下这封信中：
　　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我确实知道，你和我们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这些看法。你和他们都没察觉到遭蹂躏的祖国的呼唤。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给培养出来的，我在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虽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就我而论，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的原则不仅铭记心头，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统治天地万物的上帝乐意让我保持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将继续留在我心头。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ZO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