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下册)-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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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独裁政府。在波兰，维托斯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除掉；后者统治了全国，直到1935年他死去为止。1930年，马纽被国王卡罗尔二世解除职务，卡罗尔二世一再建立和废除内阁，直虽IO年后被迫逃离罗马尼亚。
　　这同样的格局也在奥地利和希腊占上风；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政党从未在这两个国家生根。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希腊于1936年建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权。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整个中欧全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拥有某些可说明其独特性的有利条件：高水平的文化、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下来的受过训练的官僚、扬·马萨里克和爱华德·贝奈斯的强有力的领导以及能比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国家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安全感的平衡的经济。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正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平均地权论和传统的议会主义为在东欧和中欧居首要地位而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而平均地权论则是在20世纪初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是1922年10月随着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
　　意大利战后的状况为猛烈的、惊人的、反理智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的意大利只有过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府是个腐烂的泥淖；党“魁”们在这泥淖里巧妙地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个不稳定的政治给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正在衰落。移居外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起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这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这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藐视意大利的要求的做法则使民众的不安更趋严重。鲜血和财富的支出似乎已是徒然的，由此导致的失望和受伤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
　　这一点随着1919年11月的选举而变得十分明显，这次选举社会党获得160席，天主教人民党获103席，而传统的自由党和激进党分别获得93席和58席。当议会开会时，社会觉人拒绝向国王致意，并高呼“社会主义万岁！”　　1920年9月，事态达到高潮，当时，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开始接管工厂。已于1920年6月组阁的战前老政治操纵者乔凡尼·焦利蒂决定让那些“露营者”占有工厂，因为他以为他们会把工厂的经营搞糟，会不得不自动地撤离工厂。最后，工人们的确同意撤离，作为增加工资和参与工业管理的回报。
　　一次又一次的“静坐示威”证明了政府和工厂主的不起作用的、无力的地位，使人们突然了解了当时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次“静坐示威”强调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无用的“最高纲领主义”。虽然这些大声嚷叫的革命者在要求立即的社会主义化方面令人觉得很象列宁，但他们并没有夺取政权的意图和计划。他们无疑有一切机会接管政权，因为焦利蒂没有动手对付“静坐示威”，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知道士兵们是服从命令还是加入工人的行列。进行革命的所有第一流的条件都已具备—一只是没有开始革命的愿望。当时社会党的口号是：“革命不是靠人发动的。革命是自己到来的。”两年中，这一口号被一个准备发动革命的人证明是错误的。
　　贝尼托·墨索里尼是贫穷的罗马涅斯村一位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铁匠的儿子，乃工人阶级出身。他设法获得了一张教师证书，但却很少利用它。就性情而言，他更适合做革命鼓动工作，而不是在课堂讲学。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因其煽动性演说而引人注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作“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为官方的社会党报《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仍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和平主义者，但第二个月，他便在法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的促进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国政府这时迫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它的盟国。墨索里尼已有可能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通过这份报纸，他开展了一场猛烈的主张进行干涉的运动。
　　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直至因受伤奉命退伍。此后，他默默无闻地遭冷落，直到1919年他建立其第一个“战斗队”即“战斗的法西斯”为止。“法西斯”指一束棍棒，中间绑着一柄刀锋凸出的斧头，是古罗马侍从官为地方行政长官开道时掮荷的权标。因而，它是统一和权力的象征，成为墨索里尼反对当时政治混乱和社会冲突的口号。起先，他只得到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在1919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他提出了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他本人；但他和另一候选人都未当选，他仅得到4，975票，而他的对手社会党人却获得18万票。但是，在1921年5月15日的选举中，法西斯党赢得了22席，而社会党代表的席位则从160席降到了122席。最大的胜利者是自由党，获得275席，天主教人民党仍保留了107席，新成立的共产党只得16席。
　　墨索里尼离当权者的位置还很远，但在选举时，他的政党至少已拥有一个其成员约达25万名的全国性组织。从那时起，这个党稳稳地迅速前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了一个使墨索里尼能立刻填补进去的空白。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有产阶级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这些人给普遍地夺取工厂和地产的景象吓坏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的堡垒。实际上，随着1920年9月底工人们撤离工厂，革命的危险已经消失。这时。正是法西斯暴力小组在警察仁慈地保持中立这种做法的帮助下扰乱着社会的安宁。他们不受惩罚地进攻工会办公室和社会党总部，袭击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驱逐身为社会党人的市长和其他官员，捣毁反对派报社。政府和社会上的富人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给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利益的明确保证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为一场政变作好了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明确表示他们仁慈地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路易吉·法克塔首相请求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颁布戒严令，但国王拒绝了，反而请墨索里尼组阁。因此，黑衫党党员只须象征性地向罗马进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墨索里尼通过专门的符合宪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是，他却无意尊重宪法程序，这一点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他的党在1921年的选举中获得35席，而这些席位仅占全部席位的6％。墨索里尼警告议会说：“我本来是可以使这个肮脏、阴暗的会议大厅变成暴力小组的宿营地……但我不想这样做，至少现在不想这样做。”为了恢复秩序和推行改革，议会和国王授予墨索里尼以独裁权力，这种权力可一直行使到1923年12月3I日。在这段时期中，他允许新闻界、工会和议会各党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正通过任命赞成法西斯的人为省长和法官、组织一支自愿参加的法西斯民兵队伍来控制国家机器。
　　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小组，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仅拥有35席。两个月后，人们发现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他曾写过《法西斯蒂真相》一书，描述了法西斯党徒数百件非法暴行的详情。人们普遍猜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大多数非法西斯议员退出了议会，发誓马泰奥蒂事件不澄清决不返回议会。墨索里尼面临着重大危机，但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他设法幸存了下来。
　　到1926年秋时，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已强大得可以采取攻势。他宣布缺席议员的席位为空缺的席位，解散了各种老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由于议会仅起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作用，意大利已成为一党制国家。
　　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步形成了某些独特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实行组合国；在组合国中，议员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当选的。从理论上讲，它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消除了阶级冲突。实际上，只有资方享受到了真正的自治，而劳方则被否定了罢工或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权利。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在组合国中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改善。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制订这种规划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树立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建造物，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装饰以高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有些沼泽地被抽干用来耕种。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广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这个法西斯政权奉行对外侵略的政策，这一政策以当时的一种新学说——战争和帝国扩张的内在价值和必要性——为依据。墨索里尼在官方的《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写道：“只有战争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能在敢于从事战争的人身上打上高贵的印记。……法西斯主义认为获取最高统治权的趋向……是生命力的表现。”1923年，墨索里尼企图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以驻希腊的一些意大利官员被暗杀为借口占领了希腊的科孝岛。当时的国际气候对这样的冒险很不利，墨索里尼发现，在得到某些赔偿之后必须撤退。但在20世纪30年代，外交上的势力均衡起了变化，给予他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立刻趁机入侵埃塞俄比亚，结成罗马…柏林轴心（见第二十四章第三节，第四节）。
　　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比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更为根深蒂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民众更多的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是战争中的胜者，而不是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不能因此就说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因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说明这一点。
　　英国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严重的失业问题。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波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1920年，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800多万人失业。80世纪2O年代失业仍在继续，而20世纪30年代形势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始，而且无较大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要了解这一长期的严峻考验，就应该注意到，英国战前的经济是以进口食品和原料、出口制成品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建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只，出口它所生产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钢铁。此外，英国还从海外投资、金融业务和商船运输中得到大量的无形收入。
　　世界大战刺激了诸如美国、日本和英联邦自治领之类国家的工业化，打破了这一经济平衡。这意味着英国海外市场的减少，尤其是纺织品市场的减少；在纺织品方面，英国面临着日本的激烈竞争。英国商船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和英国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一事实一样，也使无形收入减少。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损害了英国的经济，因为它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投资，还消灭了一个重要的制成品市场。
　　在解释英国的经济困难时，至少与战争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英国人本身在提高工业效率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其余国家。最初，他们曾在工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现在，他们却在使其设备现代化方面落在后面。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到机器过时时，而是到机器用坏时，才更换机器，所以，每工时的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了。例如，假定1913年矿山每一工人在一个轮班中所作的工作量为100，那么到1938年时在英国矿山仅增加到113，而在德国矿山却增加到164，在荷兰增加到201。
　　面对效率更高的外国工业的竞争，英国制造商常采取的手段是削减工资、相互间达成确定价格、分配生产定额和分享日益缩小的外国市场的协议。这些措施并没有面对英国工业日益过时这一根本问题。这种失败某种程度上起因于英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英国各大学最能干的毕业生很可能进入行政部门而不是经商，因此，工业常常留给那些能力较差、未受过充分的技术训练的人管理。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职责是与工会斗争、使工资保持低水平，而不是提高工厂的效率和生产率。同时，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而斗争，而且常常为阻止可能降低就业率的技术进步而斗争。
　　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笼罩着英国的几乎未得到缓和的不景气。数百万家庭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使人们在心理上如同在经济上一样不健全。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这些状况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最终结果是保守党和工党一个接一个地交替组阁，但没有一个内阁能大大地改善国家的命运。
　　随着大战的结束，劳合·乔治首相于1918年12月14日举行了所谓的“非常时期大选”。他的联合政府因极端民族主义政纲而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484席；这一政纲包括将战争赔偿金全部送回本国和严厉惩办德国“战犯”。尽管劳合·乔治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但他的地位仍不牢固，因为他的支持者中有70％的人是保守党人，而自由党人则分裂成他的支持者和在野的阿斯奎斯的26名追随者。这使工党成为主要的反对党，但由于它只占有63席，它不能指望向占绝对优势的保守党挑战。
　　劳合·乔治从一开始起就因长期存在的爱尔兰问题而感到窘迫。1914年大战的爆发结束了自由党让爱尔兰自治的尝试。新成立的新芬党在1918年的选举中获得了73席，这时，它正要求完全独立。这些代表拒绝在威斯敏斯特担任下议院议员，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聚会，并直布爱尔兰为自由邦，因而导致了残酷的游击战争；这一战争一直拖延到1922年劳合·乔治同意爱尔兰自由邦享有与其它自治领相似的地位时为止。
　　爱尔兰的这些骚动与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起逐渐破坏了劳合·乔治的地位。1922年10月，劳合，乔治被迫下台，让位给安德鲁·博纳·劳，后者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保守党政府。11月举行的选举中保守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但工党令人吃惊地赢得了142席，而自由党仍意见分歧、软弱无力。1923年5月，博纳·劳因健康不佳而辞职，斯坦利·鲍德温继任首相。新首相提出了更高的保护关税，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他要求1923年报月举行选举，对这种彻底背离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办法作出裁决。在选举中，保守党失去了他们的多数票，但保有未超过半数的最多票数，其次是工党和新统一的自由党，分别获得192席和158席。
　　鲍德温拒绝组织新政府，因此，拉姆夫·麦克唐纳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成为第一个工党内阁的首脑。他当政仅10个月（1924年1月至11月），除采纳一种更具和解性的对德政策和承认苏联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承认苏联的做法给保守党提供了推翻政府所短要的论点。他们提出了“红色”恐怖的问题，并用它在随后的选举中击败了工党，在这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占多数的200个席位。鲍德温这时组织了一个持续了5年的政府。它的政策反映了其领导人的谨慎、平庸。失业仍在继续，最终导致了1926年的总罢工。尽管罢工有250万工人的支持，但还是失败了，政府成功地通过了《劳资争议法》，宣布所有的“同情”罢工均为非法的．
　　依照法规，议会的任期满了；1929年5月举行了大选。鲍德温特有的口号是“安全第一”，但这一口号在不断增长的失业率面前并不受人欢迎。工党获得了289席，保守党获259席，自由党获58席。麦克唐纳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再次组阁。他不能料到，这个国家会在半年内遭到大萧条的打击；这次大萧条使英国经济更加瘫痪，最后扫除了麦克唐纳的新政府。
　　法国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要好些。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象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战争的和平解决使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的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法国的经济。反过来说，法国早几年日因损失140万年富力强的男子和财产遭到空前破坏而被削弱。西线的战争主要在法国国土上进行，这给村庄、城镇、工厂、矿山和铁路带来了价值23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法国先前是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措资金，这在战后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贷款来重建家园。政府采取了多印钞票的手段，结果导致了法郎贬值，而这又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
　　与英国只有两、三个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好几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或集团。这一点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更换得较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党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激进社会党以及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之类的右派各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激进社会党是中间派，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右派各党通常为扭有力的天主教徒，代表财团和巨额融资。
　　如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法国1919年的选举选出了一个由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占优势的议会。在以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的基础上的“民族集团’内阁统治。这一时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来，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时，一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法国公众因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对鲁尔的冒险行动而与政府疏远，鲁尔行动使人们担心会重新爆发战争。因此，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左翼联盟”即“左派集团”获得多数席位。激进社会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理。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结束了对鲁尔的侵占，同意和平解决赔偿问题，承认苏联。但财政难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难题上，放任主义的激进社会党人和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社会党人要求资本课税，赫里欧却反对，结果他的内阁于1925年4月垮台。法郎立即贬值，第二年，一法郎仅值2美分——其价值相当于战前的十分之一。
　　法国这时再次转向右派。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有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为表明形势的严重性，新内阁包括6位前总理，其中还有赫里欧。普恩加来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岁入。到1926年年底时，法郎的币值达到一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不过，这是在法国债券持有人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