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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下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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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花钱定制的。王宫别墅，书籍图像，以及各种珍奇物品，常常又是光荣又是装饰，不但对其所在的本地方如此，对其所属国家亦如此。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装饰和光荣，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的装饰和光荣。意大利创造名胜古迹的财富，虽然是减落了，创造名胜古迹的大天才（也许因为没有用处）虽然似乎是凐没了，但那里的名胜古迹，却仍然博得世人的赞赏。
把收入花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那不仅较有利于蓄积，而且又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设使一个人在这方面花费得过多，他可幡然改计，而不致为社会人土所讥评。
第四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1764年
与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为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的朝鲜和日本则独立存在。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它们的变化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变化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1400哩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 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 300万；以启，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O万至200O万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国人大约已达7亿左右，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象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象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反之，则实行一种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属于蒙古人、满人还是突厥人的。在农业区，可见到典型的中国农民，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无法经营农业，存在着非中国的游牧民，骑在马上，牧放羊群。中国同穆斯林世界一样来经历过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反，村庄仍然是中国藉以支撑的基础；而农民，始终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引自儒家经典之———《中庸》的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 2％的考生能通过地区考试，参加数星期后的州县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跨越这一障碍，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经过后代人修改和润色的教诲组成。据传说，孔子（公元前551… 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Confucius是 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学者的名声，吸引了许多学生。孔子为了寻访到一位愿意实践他的政治原则并委他以与其才干相符的职位的统治者，曾带着弟子们周游中国。寻访落空后，他回到家乡，继续开办私学，直到去世。孔子作为一名他所爱好的注重实践的政治家，完全失败了，但是，作为一名附带而为的教师，他取得了永垂史册、只是姗姗来迟的成功。
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阐释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既然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儒家学说取得成功，还因为它合乎时机。它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到20世纪中叶，蒋介石总司令还竭力鼓吹恢复儒家道德标准，以支撑其反对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政权！
中国文明始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也许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车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为外来皇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亡递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二、皇朝的循环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通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给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第一个皇朝为商朝（公元前1523一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而且，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继商之后的是周朝（公元前 1028…前221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成为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一直持续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时才告终。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即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而著名。这一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那时，中国丝绸极受罗马富有阶级欢迎；出色的中国釉陶已闻名国外，被称为“China”；中国的纸和印刷术开始慢慢传向西方。
汉帝国同罗马帝国一样，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来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溃。但是，在西方，罗马陷落引起的混乱和骚动长达数世纪，直到一个类型根本不同的社会出现时。公元1000年的欧洲与罗马时代的欧洲极其不同；此时，各种入侵终于逐渐停止。这新欧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罗马的成分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拥有一个新宗教、若干新的种族血统、新的口耳尔曼系语言和拉丁系语言，以及在帝国废墟上兴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国。在中国，情况相反。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继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并受到了某些外来影响——如自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国人的皇朝。那以前，游牧民也时常入侵中国，但只能偶尔控制个别地区。而那时，一支蛮人的入侵队伍却首次成功地征服、统治了整个中国。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中国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他们起用外国人参与行政管理，推崇趋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学说，并普遍地剥削国民。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消灭。
中国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皇朝即中国人的明朝（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中国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他们尊重并利用中国的制度，但同时，又创设一套控制制度，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中国人实际上能在帝国最高统治机构中任职。因而，由明到清的转变比较容易。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或许可看作是件幸事。但是，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咒诅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
三、中国和纳贡制度
明朝时，中国人决定停止规模惊人的远航探险（见第二章第七节）；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他们周围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帝国乃农业国，所以，明朝人和满人如同莫卧儿人，对从事海外事业有可能获利这一点，并不感兴趣，遂将海洋留给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
中国用以调整与外国的关系的纳贡制度，是表明这种不同的又一证据。早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将外国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蛮人。以后，他们把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由诸国家组成的家庭，自然须以天子为首。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具体地说，这表现为，小国定期派出纳贡使团，向中国皇帝奉献礼物并表示敬意，其中，还包括磕头，即三跪九拜。派出这类使团的次数，各国不同，取决于和中国的接近度，如朝鲜，一年数次，而缅甸或老挝，则每10年一次。
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的这一成功促成他们的毁灭。这一成功使他们更加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相竞争的国家或政府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因此，中国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与欧洲的原始国际法直接相抵触。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
四、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起来。那时以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相互影响，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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