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下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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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起来。那时以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相互影响，时有时无，通常是间接的。最早的相互影响，是与罗马的丝绸贸易。这一贸易由中东的商人进行。它曾达到非常大的规模，给果，由于中国人对进口罗马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货物不感兴趣，罗马的金银只好不断外流，使其经济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实质上是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
　　唐宋时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南方沿海和长江下游诸港建立了一些大的商业团体。其中，有些外国商业家族侨居中国相继五代之久。他们娶当地女子为妻，子女中，有人甚至还成为学者，通过参加考试，进入中国官僚机构；他们完全中国化了。
　　蒙古人时期，中国与西面国家的相互影响比以往要大得多。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整个大陆，1240年以后的那个世纪里，安全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旅行第一次成为可能。当时，有相当多的欧洲人向东方旅行。其中，一部分是牧师，他们希望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另外的则如同波罗一家，是商人，他们为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商机会所吸引。但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穆斯林再一次封锁了东、西方之间的通路；于是，直接的交往停止了（见第二章第七节）。
　　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7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团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挑战。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分别于1604和1637年抵达广州。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以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航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海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在赢得对亚洲海上贸易的控制时，中国统治集团正在积极地反对海外事业。早在欧洲人到达以前，中国移民已慢慢迁徙到东南亚。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人可能从来没有象中国人那么多。1603年，也就是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建城32年时，那里的中国居民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恐怕才　1000。因此，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正在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1603年那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这种大屠杀。是他们及其在东南亚的同胞至今每隔一段时期便要忍受一次的。然而，当时附近大陆福建省的一名官员却对此持宽恕态度，并谴责所有华侨都是愧对祖坟的逆子，不值得陛下关心。同样，1712年，皇帝下了一道敕令，禁止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和定居。5年后，另一道敕令准许已出国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用担心受惩罚；1729年，又一道敕令规定了华侨回国的日期，逾期则不得退回。这同西方国家是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并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作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的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同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交换（见第八章第四节）。
　　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会士已认识到，在一个象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如果采用在民众中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那是不会奏效的，因此，他们专在结交、说眼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功夫。1582年，利玛窦经许可定居广州，20年后移居北京；居留期间，他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给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终于敢起来辩论宗教问题时，他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相容的。较后的耶稣会神父继续实行这种做法；他们担任技术专家、导师和外交代表，使自己成为对明朝皇帝和满族皇帝有用的人。耶稣会神父帮助中国人铸造了他们的第一门大炮和议定了他们与俄国的第一份条约。这些做法并没招致大批人皈依天主教，但他们的确赢得了对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学的尊重；到18世纪，参加天主教的中国人已有30多万。
　　耶稣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争论及其最后的灾难；这对基督教事业来说，是颇为不幸的。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仪式之争”，即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稣会坚持认为，祖先崇拜权仅是一种世俗仪式，旨在保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则完全相反地认为，它是异教的宗教仪式，与基督教不相容。1745年，罗马教皇最后判耶稣会败诉；这时，中国皇帝早已因这种长期的争吵和偶尔来其朝廷的教皇使节的傲慢无礼而心怀敌意，所以，进行了报复，禁止基督教的一切传教活动。从那时起，基督教在中国迅速衰落了。
　　耶稣会这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后结果已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这时期的一位欧洲旅行者称中国人为Di　nostra　qualita——“具有我们优点的人”。中国人大概根本没想到过要回敬别人的这种称赞。
　　罗马教皇作出裁决后的那个世纪里，中国和西方之间无任何思想交流。中国人在与欧洲发生第一次冲突之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仅有些例外地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
　　五、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与欧亚其他地区相隔离。很少有旅人抵达日本海岸，因此，它引起许多猜测和神话。如马可·波罗，尽管他游历颇广，且有甚多的官方关系，然提及日本时，却只能重复少数谣传。他写道：“日本这一大岛上的人们，属白种人，业已开化，且长得漂亮；是些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偶像崇拜者，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较之中国，日本在16世纪欧洲人首次来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一个边缘文明区。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随后，他们同中国人一样，反抗这些“横蛮无礼的蛮人”，并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良师益友的中国人远远抛在后面。
　　就日本历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相类似。不过，前者较后者更与世隔绝；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宽115哩，而英吉利海峡仅宽21哩。所以，日本人到近代为美国所败之前，仅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那是在13世纪。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近到日本人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他们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事实上，日本人对他们从国外输入的东西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和警觉性。他们虽然被普遍地看作是个借用者民族，但由于它与世隔绝，比起其他任何人口和发展水平大体相似的民族，已独立地发展起一种其更大部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的形成也得力于原先居住日本岛北部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种的虾夷人，可能还得力于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6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这里起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一样的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携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此外，以天皇的名义，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户。新的自耕农有义务向中央政府纳田赋和为国家服徭役；前者取稻米的形式，后者常包括服兵役。
　　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远非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的当然首脑。强大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最终导致世袭贵族垮台的中国式管理施行某些调整。虽然任命官员大概同中国一样，是在举行考试、任人唯贤的基础上进行，但实际上，旧贵族成功地获取了重要地位和权力。同样，他们还保留了许多大地产；这些大地产通常是免税的，成为政府行政体制以外的庄园。这一时期里，藤原家族彻底实现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向天皇提供配偶，担任高级行政、军事职务，把持朝政，成为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过着淫靡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为国家大事所扰，也不接触平民百姓，以致降低自己身价。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皇位后继有人，传之无穷。这种两重政府体制是中国所没有的，它在日本一直以原来的格局持续到19世纪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方面，同样是对中国的模式加以更改。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适合自己的社会结构。他们接受了佛教，但又加以改变，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天皇宫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其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对宫廷生活作了可喜的描绘，不过，这部小说也展现了一个愈益骄奢淫逸、几乎完全耽于美妙享受和声色肉欲的社会。这种腐化堕落在后一世纪中更为严重，促成了新的封建制时代的到来；在封建制时代，政治权力从天皇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不过，到　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国司们过于喜欢京都的优美，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只要免税达一刺激性因素依然存在，他们便乐于耕种新的土地。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虾夷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免除赋税，得到保护，可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10％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土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不予减免。这一规定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于739年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挂名职务。给果，对虾夷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到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意上是“为人服务者”）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须绝对服从其主子的调遣。
　　到12世纪，日本为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有一段时间，藤原氏通过利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尚能保持势力均衡。最后，大封建主源赖朝起兵获胜。1192年，他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作为幕府首领，赖朝是所有军事力量的总司令，负责国家的内外防御。他在镰仓扎下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统制全国，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在赖朝幕府时期，蒙古人曾分别于1274和1281年两次试国侵入日本。蒙古人两次登陆时，均遭到日本人的奋力抵抗，并为随后的大风暴所击溃，团为大风暴给了远征军以毁灭性的破坏。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得救是由于神灵的干预，故称这些大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天皇朝廷的密谋以及武士阶层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赖朝幕府覆灭。其时，足利家族获得幕府将军称号，不过，他们的权力从未远远超出京都近郊。在日本其余地区，地方封建主们在竭力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结果，出现了各持一方的大地主，称为“大名”。16世纪初，大名有数百之多，个个都在试图获得对整个日本的霸权。将近这一世纪末，织田信长（1532－1582年）经过对相竞争的大名和独立的佛教团体的长期征战，统一了大约半个日本，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继承织田的是其最能干的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丰臣原为农夫的儿子，步兵出身；是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不仅统一全国，还分别于1592和1597年两次派远征军入侵大陆，旨在征服中国。1598年，丰臣去世，使第二次远征撤兵告退。经过短期争斗，德川家康继承丰臣，于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这标志着伟大的德川幕府的开端；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一直继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
　　七、德川幕府
　　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形胜要地的大庄园组成；这些大庄园构成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级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幕府大本营先建在江户，后设于东京。大名须定期到大本营所在地居住；返回自己领地时，要留下妻、子，作为人质。德川幕府还限制大名修筑城堡，对每个大名所能保留的家臣的数目，也加以限制。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它包括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前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无权力或财产，故靠幕府将军供养；后者则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将军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1　1/4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地主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财富大大增加。货币日益成为支付媒介，稻米中间人和货币兑换商成为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处理封建贵族的剩余产品，提供高利信用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以借贷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许多大名，有时连幕府将军本人，都成为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债户。一个原因是，要在江户维持落实人质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笔开支。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村阶级亦受到损害。因此，国家财富愈来愈流入商人的银柜。商人在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画和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
　　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合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
　　八、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最早来的是一伙葡萄牙水手，他们因船只失事而漂抵日本岛，时间在1542年，即德川幕府创立前约半个世纪时。当地大名对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极深，学习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这也是日本人的特点。
　　继最初的接触之后，葡萄牙商人经常来说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中介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到1582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15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1587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